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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斌之死
1966年8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高斌离开校园，来到西安南郊烈士陵园。
他在陵园里徘徊了很久。据后来家人听到的说法，他曾先割破手臂，没有死成，最后在苹果园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一年，他49岁。
在陕西师范大学后来留下的材料中，高斌是文革开始后该校第一个自杀者。仅仅半个月以后，9月6日，地理系教授黄国璋与妻子范雪茵也一同上吊自尽。此后几年，学校又有多名教师在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
高斌的一生，原本有另一种开头。
一
高斌1917年出生于湖北汉阳柏泉乡，家境贫寒。
他很早就显示出对文字的兴趣。12岁读小学时，曾在湖北当地报纸发表《见了月光》。少年时代的文章里，他写贫困，写寄人篱下，写向富裕同学借书时受到的冷眼，也写自己只能重新努力读书。
成年后，他走过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先入武昌师范学校，后来一度从军。1936年考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台儿庄战役，也做过学校军训教官。
抗战后期，他重新回到学校，1940年考入迁至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外语系；1942年又考入空军官校第十五期，准备赴美学习飞行，因身体原因退出。此后进入复旦大学外语系学习。
1947年春，高斌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英国文学。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英国后，他决定回国。
1950年8月，高斌回到中国，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他当时对朋友说：“早就向往着光明，今天革命成功了，咱不回来，还等何时。”
第二年，他在学习总结中写道，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和现在相比”，自己愿意把全部力量献给祖国，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代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
这些文字不是后来检讨中的应付之词。
从高斌此后的经历看，他对新社会的期待是真诚的。他不是因为无路可走而回国；他在英国读书，如果愿意，本来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
他回来，是因为相信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1952年，他被分配到西安，先后在西北艺术学院、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学校后来改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并入陕西师范大学。高斌任副教授，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二
高斌讲过“苏联文学”“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和“写作”。
今天能够看到的，是他1957年编印的一部《苏联文学》讲义，约450页，实际上包括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和苏联文学两部分。
这部讲义带着那个年代不可避免的政治语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概念随处可见。但在这些词语下面，又能看到一个受过旧式大学和西方文学训练的教师。
他讲普希金，反复讲“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讲莱蒙托夫，写他对自由的向往；讲高尔基时，也特别强调人物“尊重自己的人格而不愿做奴隶”。
他讲文学，并不满足于给人物贴阶级标签。
分析托尔斯泰时，他用了几十页讨论人物关系和作品结构；讲《安娜·卡列尼娜》，仔细讨论几个主要人物所代表的社会理想；讲契诃夫，则注意到“欢乐中透着悲伤”的艺术效果。
这种教学方法，在1950年代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1955年肃反，高斌第一次遇到严重麻烦。
因为他在重庆复旦大学读书时认识绿原，又曾接触胡风所在的文学圈子，有人揭发了他。最初没有查出问题，后来他被隔离审查。
据其子高在元后来转述，当时高斌被关在学校老校区四楼，由几个人看守。他曾经逃出学校，跑到北京，但一下火车就被抓住，又押回西安。
最后的结论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没有正式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
两年后，更大的灾难来了。
三
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高斌说了不少话。
他批评苏联文学。
后来出版的批判材料记录了他的原话。他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好，是因为敢于揭露黑暗；苏联文学则受到教条束缚。他说：“苏联的文学艺术充满了教条。”
他还认为，把学术和文学完全变成政治的附庸，会使真正的创造无法产生。
同样被划为右派的朱宝昌后来回忆，高斌曾解释，现实本来总有缺陷，而苏联文学却要求作家把有缺陷的现实写成“绝对美好”，所以作品不能真正感动人。
高斌由此进一步谈到“学术思想为政治服务”的危害：如果动不动就是政治原则问题，新的创造性见解便很难出现。
他的批评后来越出了文学。
他说“三害”的根源在于“以党代政，党包办了一切”；批评“汇报制度是特务监督”；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认为党垄断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浅薄的重要原因。
这些话放在1957年，已经足以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
然而很值得注意的是，高斌并没有因此否定共产党。
恰恰相反，在同一时期留下的文字中，他一再强调，自己从十多年前起就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即使历次运动中受到批评、受到整治，他说自己内心“没有一分钟一秒钟怨恨党，或者和党疏远”。
他甚至因为看到党内的腐败现象而流泪，写道：
“共产党员们！你们是中国人的希望，把命运交给了你们，你们怎么能腐烂！”
这大概也是高斌悲剧最深的一层。
他不是一个已经与这个制度决裂的人。
他批评它，是因为仍然相信它。
四
鸣放很快转成反右。
高斌和朋友朱宝昌都感到了危险。
一份当年的材料保存了两个人之间极为辛酸的对话。高斌告诉朱宝昌：
“你赶快考虑揭露我些什么。”
因为如果在大会上不揭发，反而可能被怀疑两人有“攻守同盟”。于是两个原本的朋友商量，各自准备揭发对方。
高斌甚至说：“到会上，我非揭露你个淋漓尽致不可了，以后在新的基础上做朋友罢。”
两个人最终都没有因此得到保护，后来都被划成右派。
陕西师大副校长郭琦后来在口述回忆中说，高斌被划为右派，他“该负主要的责任”。
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两封揭发信。
领导找高斌核实时，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沉默。有人于是认为，这种态度“比他说了攻击党的话还坏”，是“死硬到底”。
多年以后，高斌对郭琦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辩解。
他说，如果和那个揭发自己的人争辩，会“把自己搞得像那个人一样肮脏”。
1957年，高斌被划为“极右”，撤销副教授职称和工资，降为讲师。后来还被下放灞桥农村劳动。
1959年，他成为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之一。
但是“摘帽”并不等于恢复原来的身份。
此后的高斌变得越来越谨慎。
学校副校长郭琦后来发现学生作文水平很差，力排众议，让高斌重新上讲台教写作。但外国文学已经不能再讲了。
学生对他的记忆却很好。
雷省吾回忆他夹着黑色讲义夹走进课堂，讲普希金时“口若悬河，吐字清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称他当时是自己“心目中的一尊神”。
李贵仁回忆，1961年整个学期的作文都由高斌当面批改。
刘成章记得，高斌给学生作文写眉批、总评，字是一笔一划的毛笔小楷。他在教研室四年多，从未见高斌对任何人有敌意。
但这个温和的人已经变得十分胆怯。
有人突然推门进屋，高斌便会惊慌。他看书时听到有人进来，也会赶快把书塞进抽屉。
侯雁北后来回忆：他“好像自己是个躲在深草里的逃犯”。
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5月底，陕西师范大学开始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6月以后，校园停课，校长郭琦等人被关进“牛棚”。教授们戴高帽、挂大牌，被拉出来批斗。
高斌有太多现成的“历史问题”。
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可以说成“历史反革命”；留学英国，可以怀疑为“特务”；认识绿原和胡风，又可以重新翻出“胡风问题”；1957年还是“反革命右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份后来材料承认，“群众对高斌在教学上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8月以后，形势迅速恶化。
学校内部出现不同造反组织，对干部、教师抄家、游街、批斗。“东风”红卫兵先后抄家28次。高斌几十年来保存的中英文藏书，也在这一时期被全部抄走。
整个西安高校都进入一种难以控制的暴力状态。
陕西师大1994年出版的《编年记事》后来形容，当时的运动“来势猛，动乱早”，学校逐渐陷入“分裂、混乱和恐怖之中”。
高斌已经不想活了。
去世前，他曾到郑州看望妻子和两岁的儿子高在元。
他对妻子说：“解放前受尽苦，解放后又是个罪人。”
妻子害怕他寻短见，向自己的单位报告。单位派了一名职工暗中跟随高斌返回西安，并把他的自杀念头告诉了陕西师大中文系负责人。
也就是说，学校当时知道高斌已经有轻生念头。
临死前一天，他还去了妻子在西安的亲属家。亲属给他做了一盆疙瘩汤。他离开以后，家人才发现他落下了一根绳子，急忙赶到学校寻找，却没有找到。
8月23日，高斌死在烈士陵园。
他留下两封遗书。
一封托人劝妻子早日改嫁；另一封写给妻子，叮嘱不要让儿子继续读书，将来当个工人，能平安活下去就好。
两封遗书后来都遗失了。
六
高斌死了，事情并没有结束。
他的妻子和幼子很快成了“反革命家属”。
妻子被贴大字报、批斗，高在元从小便跟着母亲去陪斗。
大约1971年前后，一次批斗会上，当时还只有七八岁的高在元靠在母亲身边。一名参加批斗的女子拿起鹅卵石砸来，一块石头击中他的头部，打碎了头骨。
几十年以后，他头上仍然留着凹陷。
母子二人后来几乎没有地方住。
母亲被安排到郑州郊外农村劳动，高在元每天放学以后往母亲那里跑。他们一度住在庙里，在供台附近搭几块木板睡觉。
租来的房子，也有人因为他们的身份将他们赶走。
母亲后来不得不改嫁。
高在元跟着继父生活，又因为寄人篱下，多次改姓。
1981年8月，高斌的平反文件寄到郑州市委组织部。
薄薄一张纸。
母亲听说丈夫平反后，情绪突然失控，一口血喷到墙上，倒在地上，后来住院三个月。
高在元后来回忆：“父亲平反了，他不再是坏人了，我们也不再是坏人的家属。这一辈子可太苦了。”
然而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恢复。
高斌的骨灰最初存放在西安殡仪馆。家属每次从郑州去祭奠，都要先到陕西师大取骨灰存放证。
后来存放证遗失，骨灰也再找不到。
最后家人只能做了一个衣冠冢，从湖北老家和西安烈士陵园取来一些土，放入高斌从英国带回的一块手表以及一些纪念文字。
妻子去世后，两人的衣冠冢合葬在一起。
七
晚年的高在元保存着几张父母的照片。
一张是结婚照，一张是父母抱着婴儿时期的他。照片大约摄于西安钟楼附近的东亚饭店。
照片上的母亲年轻漂亮，父亲也很英俊，一家三口看上去和当时许多普通家庭没有区别。
母亲后来常常说：“我恨他，我这一辈子被他给毁了。”
但她经历改嫁、搬家、批斗和几十年的困苦，却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
高斌年轻时贫穷，靠读书改变命运；抗战时从军，后来又重新读书；留学英国后，因为相信一个新的中国正在出现，主动回到国内。
1951年，他曾写下，要把祖国建设成“一个人间乐园”。
十五年以后，他死在烈士陵园的一棵树上。
学生李武胜后来写诗纪念他：
万里喜闻龙已擒，兼程回国献青春。
星星投稿遭软禁，款款交心成贰臣。
运动频仍斗无止，打归另册罪终身。
挂枝烈士陵园外，他日知情有几人？
高斌没有成为一个著名人物。
他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学里许多普通知识分子中的一个。
他曾在讲台上给学生讲普希金，讲托尔斯泰，讲文学中的自由和人的尊严；也曾经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处的时代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后来，他连让自己的儿子继续读书，都不敢再期待了。
资料来源
武汉市东西湖区档案馆有关高斌早年材料。
陕西省档案馆有关高斌档案材料。
张建祥主编：《陕西师范大学校史人物传略（1944—1966）》，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斌：《苏联文学》讲义，1957年油印本。
《西安师范学院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西安师范学院院刊室编，1958年。
《西安师范学院教学与研究文辑》第三期“反击右派专号”，1957年11月。
《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回忆》。
雷达：《神啦，听高斌先生讲苏联文学》，收入《雷达艺文全集》第五卷。
刘成章：《千古善良人——忆高斌先生》。
侯雁北：《忆高斌》，收入《侯雁北散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美国南方出版社。
张岂之主编：《思念中的郭琦校长》，西安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陕西师范大学编年记事第一辑（1944—1984）》，内部出版。
高斌之子高在元口述回忆及家藏有关平反、追悼、抚恤等文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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