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前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发生了一次颇为蹊跷的人事变动：何祚庥出任研究室主任。这件事当年就在师生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多年以后，仍是科大科学史圈子里一桩说不清、道不明的旧事。

事情的焦点其实很简单：何祚庥究竟是谁请来的？是钱临照先生，还是时任校长滕藤？

2025年2月24日，熊卫民在北京海淀黄庄小区访谈何祚庥，谈到这段往事。何的说法相当明确：是钱临照先生非要请他来当主任。钱先生年纪大了，不愿再分管自己一手创办的研究室，于是找滕藤商量，由滕出面办理邀请手续。何祚庥因此来到科大。

何还回忆，自己到任后，有人当面向他“开炮”，他便说：“你不要觉得我喜欢当这个室主任，完全是钱先生叫我来的，你们不欢迎我就走。”钱先生后来还把那人训了一通，说：“这是我请来的，你们怎么这样子？”

这番叙述有鼻子有眼，若只听一面，似乎事情已经十分清楚。然而，作为当年这场风波的亲历者之一，我听后却颇感诧异。何祚庥的这套说法，与我当年的经历和记忆，实在相差太远。

一、如果真是钱先生邀请，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

当年，我是反对/抵抗何祚庥出任研究室主任的参与者之一。反对行为最为激烈的，主要是87级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等。我是这一届的班长，又是钱临照先生的嫡亲弟子，同时还在职从事科学史工作。对于当时的情形，我并非道听途说。

何祚庥到来时，科学史方向的师生并没有表现出通常迎接新任负责人的态度。相反，抵触相当明显。李志超、张秉伦两位先生当时都在科大，却束手无策，甚至住在宾馆回避，不愿出面接待。最后，何祚庥还是由物理方面安排，才得以拜见钱先生。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何祚庥真是钱临照亲自邀请来的，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钱先生在科大的威望和人望，不是靠行政职务撑起来的，而是靠学问、品格和多年为学校所作的贡献积累起来的。尤其是在他一手创办的科学史研究室，若由他亲自出面邀请一位新主任，师生即使对人选有不同看法，也很难出现如此普遍的抵触。更何况，连李志超、张秉伦这样的科学史负责人都无从应对。

我当时的感觉是，大家并非毫无准备，而是对这项安排深感不满，好好的一个研究室非要出幺蛾子，大家普遍却不愿接受。用一种所谓“反准备”，恰恰比“没准备”更能解释当时的气氛。

当然，这些情形本身并不能单独证明钱先生绝不可能邀请何祚庥。但它们至少构成了一个无法轻易绕过的疑问：如果真是钱先生的主意，为什么连研究室内部都没有形成最起码的共识？

二、钱先生做事，有他自己的规矩

要判断这件事，还得了解钱临照先生的做事风格。

钱先生为人有原则，办正事尤其认真。涉及正式事务，通常会有手写文字作为凭据。偏偏在何祚庥这件事上，我们至今看到的相关叙述，却没有拿出一份钱先生亲笔邀请何祚庥出任主任的信件或其他手书作为佐证。

没有手书，并不能直接证明邀请不存在。但在这样一件争议甚大的事情上，这个缺口不能不令人疑惑。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钱先生对滕藤早有不满，尤其是东京工业大学访问一事，更使两人的关系恶化。按照我对钱先生的了解，他对某些事情有自己的判断，不会为了迁就校长的人事安排，就轻易改变原则。

因此，如果说滕藤出面邀请何祚庥，事情并不难理解；若进一步说，这实际上是钱临照的主意，就需要更有分量的证据。

何祚庥在访谈中也承认，手续是滕藤办理的，只是强调主意来自钱先生。问题恰恰在这里：谁经手办事，与谁真正作出决定（大概率是彭佩云拿的主意），是两回事；而事后说谁授意，更不能只凭一句回忆便定案。

三、时间线里藏着什么

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1988年4、5月，科大为迎接建校三十周年编印画册，科学史负责人一栏已经出现了“何”字，只是将科学史归在人文学部名下。何祚庥理论上此时已到任。因此88级研究生入学，科学史拨出一名安师大推荐学生放置名下顺理成章。

另一个佐证是，87年秋方励之从北京回科大参加《墨经》会议时，引起轰动。彭、滕二人发觉其仍兼任研究室主任。即刻着手处理，免去方的职务，马不停蹄地另寻接任者。

由此可见，何祚庥出任主任并非师出无名，相关的人事部署成为最高领导的首选。

那么，究竟是谁在推动？

一种可能是，彭滕两人届时曾咨询过钱老国内科学史库有哪些有分量的人；另一种可能是，滕藤在彭佩云的授意下主导了这一轮人事调整，参考了81/82年科学史成立时的旧账。有人回忆，早在1982年前后，科大导师名单中就出现过何祚庥的名字，这也使整个过程更为复杂。

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存在多个时间节点，就把所有事情都归到钱临照头上。恰恰相反，时间线越复杂，越应该查证文件、会议记录和当事人的同期通信，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将其一笔带过。

四、滕藤的行事风格，不能忽略

这里还可以提一件科大旧事。

滕藤履新科大校长后，曾涉及后任校长谷超豪来校任职一事。据我的了解，谷超豪与科大龚昇之间关系不睦，而彭佩云、滕藤却执意推动谷超豪到科大任职。滕藤甚至亲自打电话邀请谷超豪，具体手续则另行办理。当时龚昇仍任副校长。

在我看来，这件事值得注意的，并非单纯评价谷超豪与龚昇之间的是非，而是其中所体现的人事运作方式：彭滕有时会绕开原有的内部关系和学术群体，直接物色人选，先把人请来，再处理后续手续。

如果说滕藤为了实现自己的安排，可以亲自出面邀请谷超豪，那么由他出面邀请何祚庥，也并非不可理解。

我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并不是说它们的背景和性质完全相同，而是想指出：在判断一项人事安排究竟出自谁的意图时，不能只听事后当事人如何讲述，还必须考察决策者一贯的行事方式，以及这项安排究竟符合谁的利益和意图。

倘若把这些背景全部排除，只剩下何祚庥一句“完全是钱先生叫我来的”，那就未免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

五、何祚庥为什么这样讲？

何祚庥在访谈中反复强调，自己并不想当这个主任，只是看钱临照的面子；与师生发生冲突后，他便不再管事，也不拿工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后来还列在负责人名单上。

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把何祚庥放在一个相当被动的位置——不是自己主动争取职务，而是受老先生之托；不是自己有意介入科大科学史，而是碍于情面勉强答应；后来不再过问，也不是失职，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打算管理。

这样的叙述，对个人形象显然比较有利。

我不排除其中有记忆偏差的成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当年参与者大多已不在人世，如今能够直接回应的，只有何祚庥一人。岁月会改变人的记忆，事后叙述也难免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

但我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当一个人的晚年回忆与自己当年的处境、后来形成的公众形象发生冲突时，他可能会在无意之间重新组织记忆，也可能有意无意地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解释。

我之所以对何祚庥的说法存疑，并非仅仅因为我不赞成他出任主任，而是因为他的叙述与我亲历的现场、钱先生的处事风格，以及当时人事安排的种种迹象，存在难以忽略的矛盾。

何的说法是否属于有意粉饰，最终还需要证据判断。不能因为一个人晚年开始讲出一些较为坦率的话，就认为他所有回忆都必然可靠；同样，也不能因为一段回忆对自己有利，就直接断言他在撒谎。

六、历史不能只凭一个人的说法定案

这件事最值得追问的，归根结底不是何祚庥究竟当了多少年主任，也不是他是否拿过工资，而是：当年这项人事安排究竟由谁推动？钱临照先生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作为亲历者，有自己的判断。根据当时师生的反应、研究室负责人的处境、钱先生的行事风格，以及滕藤在人事问题上的做法，我更倾向于认为，何祚庥的任命主要是滕藤推动的。至于钱先生是否曾在某个阶段与滕藤谈过此事，是否曾经有过其他形式的接触，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

但我不接受仅凭何祚庥晚年的一番自述，就把这件事定性为钱临照先生主动邀请他来接任。这样的结论，证据还远远不够。
历史研究最忌讳的，不是当事人记错一件事，而是把一个未经充分核实的说法，当成解释全部事实的钥匙。尤其当其他亲历者的记忆与之明显冲突时，更应该停下来，重新审视证据。

钱临照先生一生治学严谨，重视事实，也重视证据。纪念这样一位老科学家，最起码的尊重，就是不要轻易替他安排一段未经证实的历史。

何祚庥可以讲述自己的记忆，我们也有权根据亲历事实提出质疑。谁邀请了谁，谁决定了谁的任命，终究不应由谁的声音更响来决定。

时间会模糊记忆，却不应成为免于查证的理由；当事人可以各执一词，历史却不能只认一个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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