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恩师钱临照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祭祀。回想钱老生前对我的谆谆教诲，关心备至，尤其是在眼花手麻久亦——“不能握笔作书”之际，仍“今日努力提笔作书，为难之至”竟给我写信，每每让我潸然泪下，乃至寝食难安。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是1983年纪念“一二九”之际，履新团委不久的我去校办拜会钱临照副校长，请他给年轻学子做激励鼓动报告，钱老却悠闲、从容地与我讲述天文学上一个很有意思的脑洞——关于宇宙星际里的“昙花一现”。钱老介绍说，早在八年前（1975年），美国天文学家 Jack G. Hills 首次提出了著名TDE概念。DR. Hills指出，如果恒星足够靠近（大约0.1–天文单位，远小于光年，比太阳系内行星轨道要近得多）超大质量黑洞，黑洞的潮汐力会超过恒星自身的引力，从而把恒星撕碎（注1）。我颇为好奇，急问在哪可以了解这些？他神秘一笑，忙说他也是现学现卖。若真想了解，去天体研究室去淘宝、解惑。并推荐一个人给我——自己最欣赏的弟子方励之教授。这之后我与这位被钱老戏称之 “王允然” 的学者（注2）有不解之缘。

后来，与钱老见面多了，钱老总是重复问我两个问题：最近读了什么新书？他怎么样了？每次听完我的回答，钱老似乎欲言又止，却又不再耽搁我的其他行程。

久而久之，我便习惯了钱老这样的问候方式，一如既往地穿梭在先生与他的弟子“王允然”之间的“君子之交”。

数年间我既当“信使“又作为记录者行走”科大江湖“，有许多目不暇接新鲜事让我惊叹。其中，有件事记忆犹新，就是吴健雄教授来科大钱老作为主接待人的情景：那日科大一教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吴见状微微皱眉，一边从包里取出幻灯片，一边询问：“都是学物理的吗？是来听我讲，还是来凑热闹的？” 满堂顿时鸦雀无声。

钱老端坐第一排，见状不紧不慢地站起身，微笑道：“我们是来一睹吴先生风采的！”

钱老仅长吴两岁，论年龄算不上前辈，但早年已声名卓著。吴闻言会心一笑，刚才的疑惑与尴尬顿时化解，讲学也随之开始……

那段期间，科大也正如钱老之吉言，众多大师会聚，五彩缤纷，朝气蓬勃。

科大地震/易帜——主要领导人大洗牌之后，摆在我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原先曾有过报考研究生的备案，本可暂解燃眉之急，偏偏导师一环成了瓶颈，令我一筹莫展。

冥冥之中，原报考导师念及旧情，主动替我解套，并向钱先生求援——想来，这已是他认为最妥当的办法。钱先生欣然应允，我由此成为先生众多学生中的一员。

而这段师生缘还有一层特别之处：我是先生众多弟子中唯一一个由他亲自带领、没有另行安排其他副导师代为指导的学生。

于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困境中的解围，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转折；而先生的这一“允然”，也终身成为我铭记在心的恩典。

进入钱老的门下，首先是选题，钱老本意要我研究他的挚友李国鼎先生。坦率地说，对于这位给蒋经国的经济腾飞引擎做肱骨之臣的重要人物，我十分心仪。可考虑再三，我还是放弃了。其原因是我的状况/身份去不了宝岛。人云亦云我做不了。后来先生建议我去北京找一下姚蜀平老师，咨询一下有无合适选题，因姚蜀平要去澳洲，此事便罢。最后，先生放手，让我独挑大梁，自己定题。我选择了 “美日科技政策比较” ——试图从科技方向切入点并以此为抓手比较东西文明的脉络。这一论文答辩时虽遇个别人责难，好在其他人一直叫好并通过。并于翌年被美国科学史年会选中，在大会上宣读。

在先生门下，除了先生治学严谨让我受益外，就是先生的为人。我是“戴帽子”进入先生的序列。先生不怕我落魄，就是担心我是否偏执。让我熟读《中庸》，陈述事缓则圆的道理，但是点评之时又提醒切莫做圆滑之人，做人除了有良知外还要有“定格（骨气）”，只是注意不要锋芒毕露，学会保护自己。他经常对我说，“不要轻易言官”；又说，“当官是要有点素质的，素质和机遇决定上升/命运。你的素质不在话下。比如，我看了你起草的教授公开信（注3）和另一个（教授起草）相比，你的（信）才是高知（教授们）要说的话。你是踏上了红线。倘若…… 一些科学家对政治形势的利害关系不太清楚，我若不是当年急流勇退，哪有今天这样与你说话。“—— 我知道先生提的是当年三个月的“官职”（中央研究院的代理总干事，中研院的实际管家）（注4），并且为这个官职付出几乎一辈子的代价，甚至殃及儿子。

我曾问先生，你后悔吗？先生笑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注5）

当时我真想用白桦的剧本《苦恋》中的“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作答。可是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那次党员重新登记，钱老挂心我的命运（我有三宗罪：游行、写信和参加串联活动）。我舍得一身剐并笑谈，我是突击入党。学校内定我当团委书记，发现我不是党员。于是先通过，再补填志愿书/入党申请书等一顿操作。如今重新登记，若不过也就算了，反正来得快去得也快。我问钱老为啥也入？他笑道，也是形势所迫，副校长与班子看齐，于是众人劝说就写了申请书。说着他从抽屉里翻出他申请书的底稿，我瞄了一眼，如今还记得有这样一句：“接受党的教育，能为人民做些事。为人民尽忠是不限年龄的。“

关于这个补丁的解释，还有一例佐证。当年戴念祖先生曾主编一本院士集，收集老一辈科学家的生平之冠与科研足迹。关于钱临照条目，先生指定我担纲。除了翻译三篇晶体论文外，还有一篇小传。我按惯例写出“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这句： “先生提笔删掉二字，变成“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

还有一事足见先生的为人。绝食期间，先生痛心疾首、夜不成寐。在当年专家楼的一次社会贤达专题会议上，拍案而起，差点敲碎座位扶手，直击权惰，并大声疾呼：“为国家留点血脉！”义愤填膺之举，一拔千钧之言，与一年前先生的政协委员的头衔没了无动于衷判若两人。

也就是这次由温元凯牵头在专家楼聚安徽社会名贤的局势座谈会，让我旧账变新颜，难以过关。先生主动担责，对上面说是他要我去的，是陪同他前往（自己年事已高）。这样我由主动变为被动入会，弄得有关人员牙恨得痒痒的却无办法。

先生护我则毫无顾忌。学生期间，一篇本来是课堂作业，先生看后要我再三修改，最后经许良英之手刊发于《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那次，我太太带孩子从广州来，先生号称去北京“避暑”——腾出自宅，将我引进了他的学校的大房子居住。

平时每逢见到钱老，无论是散步还是去家里聆听，钱老居然会问我起居，吃了什么，二食堂（教工专用）有无改进？吃不上饭可以到他那里“蹭吃”。话虽这样，我哪敢？

更有趣的是，一次，钱老得了一部古籍，爱不释手，特意托人叫我去“欣赏”。我一听就有些发怵——我向来对古文既缺造诣，也无兴趣，哪里跟得上钱老的 “高谈阔论” ？硬着头皮去了，只见钱老捧着古籍，摇头晃脑，兴味盎然，一字一句地审读，神情陶然，仿佛眼前不是一部古书，而是一首 “关关雎鸠，君子好逑” 的绝妙好诗。

我呢，只能唯唯诺诺，时而点头，时而附和，内心却七上八下，惶恐不安。看着钱老那副自得其乐的神态，我忽然悟到，古人所谓“滥竽充数”，其中的“受虐之态”，大概就是我此刻的模样。

钱老让我坐下，我哪里敢坐实，只敢半个屁股沾着凳沿，如芒在背。表面强作镇定，衣服里面却早已汗湿了一身。好不容易有人来访，我如蒙大赦，赶紧起身告辞，几乎是溜之大吉。出了大门，连喘了几口大气，才算把胸中忐上忑下抹平。

这种狼狈不堪的窘境，我一生实在少有，偏偏这一遭印象太深，以至于多年以后仍未参悟：当年让我如此出糗的真正罪魁祸首，究竟是哪一本古籍？

钱老酷爱用典，偶尔也会谈及当代人物。有两位著名人物，同为婆留后裔，也就不能不提。先说钱学森——他曾是我们系的主任。

我曾向钱临照先生抱怨：77级学生进校后，钱学森作为系主任，却未能尽到应有的职责，一次也没有来过合肥。先生听后频频点头，似乎对此早已知晓。我追问其中缘由，先生却只是摇头叹息。

我记得，钱老对钱学森有一个颇为简练的评价：“前高后低。”

这四个字，分量不轻。钱学森早年师从冯·卡门，在空气动力学、喷气推进等当时最前沿的科学领域颇有建树；此后，他在航天工程、火箭导弹技术以及工程控制论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论学术起点与科学成就，确实令人敬重。

然而，到了后来，钱学森的表现却颇多争议：先是为“大跃进”中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作科学计算，后来又热衷于“特异功能”，甚至将方励之教授的宇宙学研究斥为“伪科学”。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把方励之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联系起来，指其参与策划所谓“卖国主义罪行”。

对此，钱临照先生显然极为愤慨。我记得，他曾连声斥道：“这是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哪！”

另一个是钱钟书。据挚友陈勇回忆道：“钱先生对钱钟书的《围城》评价不高。《围城》描写的一群知识分子包括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留英学生。钱临照先生恰好是三十年代留英学生中的一员（同著名科学家黄昆等一道，属‘庚子赔款’保送的最后一批留英学生），谈到那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奋斗和生活，钱先生给予了动情而又坚定的肯定。对《围城》的描写，钱先生的评价是‘不着边际‘。“（注6）

在先生“拔云见日，一语中的”的教导下，我顺利毕业。

随即离开科学史，我转到15系任教。并参与了一项国家重点课题——“全国纳米科技/行业分布及对策”。这是当时国家科委基础司司长马俊如（后任国家外专局长）“钦定“ 的专项，涉及面极广。

届时的钱老，给我开了“绿灯”，也可以说给了我一张畅行无阻的“路条”。让我先后请教了黄昆钦定“的专项的头面人物。黄先生不但把北京地区与课题有关的专家和单位几乎一一介绍给我，还为我指点门径；冯先生则干脆把南京大学物理系相关人员召集起来，让我一个个认识、一个个了解。有钱老在背后托底，我于是从东北一路跑到江南，辗转各地，几乎见到了当时全国所有与纳米材料及相关研究有联系的研究者，其中包括谢希德、韦钰等当时活跃在科技界第一线的中坚人物。

多年以后回头看，这份名单颇有意思：当年许多还在实验室/研究室及大学里默默做研究的人，后来陆续成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那次调查，无意间竟像是给后来中国纳米科技的发展留下了一份早期“人物地图”。

其中有两个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一个是白春礼。当时他还在化学所外面的一个简陋工棚里工作，埋头苦干，十分敬业，低调得很。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把眼前这个踏实做事的“实验员”，与后来声名显赫的中科院院长联系起来。

另一个是科大的钱逸泰。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当时正在统筹这项调研。由于我那时成天在外奔波，在学校的时间很少，他便常常“堵”在科大二食堂门口，逮着我就要汇报。那股急切劲儿，用一只手遮着嘴，跟你嚼耳朵根子，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有趣。

可惜后来我出了国，把积累下来的采访日记和资料都交了出去，方便后来的人继续整理、撰写报告。否则，那次南北奔波所遇到的人和事，还有不少鲜活的花絮可以慢慢讲出来。

如今再回头看，那不仅是一项课题的一次调研，也是我有幸近距离接触中国纳米科技早期一批中坚人物的经历。而这一切的起点，离不开钱老当年替我打开的那扇门。

出国之时，钱先生嘱咐我莫回头，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要像他一生被一个死循环/逻辑困扰。于是先生给我讲述曾经在49年大军过江前夕去了台湾一趟，然后为什么回来成了他的逻辑陷阱，讲了无数遍，有嘴弗好讲清爽（无锡话：嘴上不宜讲得清楚）……说毕，他像给众多其他学子一样写推荐信。他给我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他的亲戚兼五系学长华新民的，托他生活上给予照顾；另一封是给学校招生办的，介绍我的学习能力暗含语言不足可以很快克服；第三封是给前美国空军部长、NASA副署长DR. Hans Mark的，他同时也是美国工程院士，院士向院士推荐学生的。三封信，除了第一封没用上（周转遗失）第二封使我免试托福有条件录取，第三封顺利成为德国佬Hans Mark工程学/工业管理的门下学生并以此在美立足（航空学背景，七八十年代参与佛罗里达肯尼迪发射中心建设，并在当地大学工学院长期兼职。届时已是UT Austin大学的航空教授）。

一晃已是数年，来来往往，倒也细水流长，其乐融融。不料散席如此之快，最后一次与钱老的通讯浮现在眼前。

这是一份邮戳为1997年9月13日的信件：

先生与我就此成绝笔。呜呼，长哉！

再看照片，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钱临照因第二届庚子赔款项目（并以第一名身份）赴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UCL）留学，导师E. N. da C. Andrade安德雷德对他的研究颇为欣赏，认为已达到博士学位的水准，建议他将已有成果整理成论文，立刻申请博士学位。钱临照却婉拒了这一提议。适逢抗战爆发，他未及答辩便提前回国。

回国前，他又将自己省下的全部学杂费，悉数寄给正在德国留学的弟弟钱令希，使弟弟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以此惠泽余生。

一门两院士，在钱家或许不算什么，在中国科学史上却实属罕见。

钱先生深受中国传统士大夫之熏陶，在家是大家长，在社会是顶梁柱。无论是风雨飘摇的中研院，还是奄奄一息的科大二次创业，先生无疑是不离不弃的中流砥柱。先生的一生是传承的杰出典范。

再举一例：先生为了科大的发展，可谓以一生之学养，涵养师风；以一腔之热忱，薪传火种。甚至不惜当“恶人”。某位数学界翘楚，科大骨干/栋梁，又是华罗庚弟子，多年评不上院士。不是学术条件不够，而是人为阻隔。乘“始作俑者” 履新科大，先生竟把他请到家中，苦口婆心两个多小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尽好话，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意思：放下恩怨，为科大计。

对方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整整一个下午，先生几乎是在对牛弹琴。

事后我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何也？”

先生只说：“科大之急（疾）呀。”

稍顿，又补了一句：“他心中没有科大！”

短短两句，既见先生的无奈，更见他的科大赤子之心。

还有一例，也照出钱老的本尊与为人。九十年代，钱老认识了一位“小同乡”——少年班的一位青年才俊。钱老与他一见如故，家乡话嘀嘀呱呱，甚为私密。一个是著作卓越的大学者，一个是喃喃学艺的初生犊，在学校这个小小的空间里，不说是一段佳话也是一场天地之缘。以至于小同乡出国之时，钱老未能赶上送行（留京为恩师严济慈祝寿）而专门致函道歉！

还是这位小同乡在美国留学选择导师需要推荐，钱老心急如焚，给诺奖李远哲教授修书并说项，以下是他给图书馆麦汝奇的手书：

文/言如其人，先生为人一目了然。

“呕心沥血临科大，师风仰止照后人。”

如今我们缅怀钱老，纪念他精彩的一生。承古启今，薪火相传。依我之见，钱临照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发展史上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科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并不主要表现为某一项改变世界物理学进程的理论突破，而更多体现为长期扎实的研究、对新兴领域的开拓，以及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以及高教演变过程中所起的承上启下作用。

钱临照早年研究晶体范性形变、金属单晶和应用光学，在晶体滑移、位错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成果。回国以后，他积极开展固体物理和电子显微学研究，在中国较早将电子显微镜用于固体物理研究，并推动相关仪器、实验方法和研究体系的建立。这些工作放在当时中国现代物理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其开拓和奠基作用尤其值得重视。

钱临照更为独特之处，在于他身上体现出一种贯穿一生的文化与科学传承。他早年受父亲钱伯圭教育，与钱穆同出钱伯圭门下，既为同门，又兼有师生之谊；由此承接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与此同时，他又接受现代物理学的严格训练，并在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研究《墨经》中的光学思想。关于这一段，校友有个小故事颇有趣。（当年）有一段时间，钱先生白天研制显微镜，晚上研究《墨经》中的数学、力学和光学问题，常常不知不觉地工作到深夜，终于写出了用现代科学技术观点研究《墨经》的第一步开拓性论著。论著发表后，仅得微薄稿酬，钱先生的母亲爱怜而幽默地说：“临照，你的稿费还不够灯油钱呢。”50 年代初，钱先生的论著重新出版，稿酬较丰，钱先生将稿酬放到母亲手中，同样报以幽默：“娘，还回灯油钱。”（注7）

诚然，钱老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点滴《墨经》这一工作与李约瑟当时展开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大体处于同一时代背景，因此不宜简单视为如今科学大牛或一位现代物理学家晚年的文化回归，而应看作他早期学术生命中即已存在的一条重要脉络，本命所在。由此，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在他身上并非先后转换，而是长期并行、彼此交融。

这种传承又延伸到他的科学事业之中。钱临照不仅从事科研，也长期承担教学、科研组织和学科建设工作，参与中国现代科研教育体系——中国科技大学的发展，对雨后春笋般物理学人才产生了持续影响。他所传下去的，不仅是具体的知识和研究方向，更是一种重实验、重基础、重实践，同时保持广阔学术视野的治学态度。据校友朱亚宗 622回忆：（钱老当年授课时曾）反复叮嘱同学们要注重实验技术与能力的培养。尤其令人终生难忘的是，钱先生以自己亲身的示范实验深深打动了一代学子。在讲授转动惯量问题时，钱先生亲自坐上演示守恒定律的转椅，双手横举哑铃并作反复伸缩，而让年轻的助教在旁协助演示，转椅越转越快，突然失去平衡，钱先生从椅中跌落下来，幸为助教与前排同学扶住。钱先生起身后，毫无倦意，仍神采奕奕地继续讲课。这一幕情景，虽已整整过去三十年，却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钱先生年近花甲，而挺身为年青学子作示范实验的精神，无疑与伽利略、牛顿、富兰克林等科学先驱创造培养的近代实验传统一脉相承。这种中西合璧的学术风格，不仅有助于同学们掌握具体的物理知识，而且能使同学们懂得什么是有骨骼有血肉的活的物理学。（注8）

因此，评价钱临照，与其简单冠以“世界级物理学大师”之类的称谓，不如把他看作中国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一位重要承前启后者。他承接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色，又融入了现代物理学的科学传统，并通过科研、教育和学术组织把这种积累传给后来者。他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做出了什么，更在于他从哪里走来，又把什么留给了后来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钱临照培养人才、爱护人才，表面上责无旁贷，实际上是他毕生之举，魂之延伸。

近日，中国科大为纪念钱临照先生诞辰120周年，举办了一场“钱临照先生科学家与教育家精神研讨会”，可谓适逢其时。据说，会上对钱老的爱国情怀作了极高的评价，与会者纷纷提及钱老一生中的“五次选择”。

然而，追寻先生早年的足迹，许多事情恐怕不能简单地贴上标签，更不宜事后赋予过多的政治含义。

钱老入上海大同大学攻读物理，受教于物理学界前辈严济慈先生，并担任助教。大学毕业后，他曾短暂赴广东梅县任中学教员，随后便受聘到东北大学执教。不久，钱先生面临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上海一家机电公司以每月150元的高薪聘请他，而他却不为所动，毅然谢绝，转而投身北平研究院，继续追随严济慈先生从事研究。当时北平研究院尚无正式空额，他只能领取每月40元的半额津贴。

这次选择，显然更多出于个人的兴趣、志向与人生追求。放弃高薪，甘愿清贫，未必需要什么宏大的理由；一个人对科学的热爱，本身就足以解释他的选择。

至于另外几次所谓的“选择”，有的被归结为家国情怀，有的则是在特定形势下不得不作出的决定。把这些性质各异、背景不同的经历一概纳入“五次选择”的框架，再赋予统一的道德意义，恐怕就有些牵强了。一个人在正常社会中，原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志向和条件作出选择；只有在某些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个人的去留与命运才会被迫承载过多的政治意义。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人必然要经历的选择，更不宜一概拔高。

钱老是横跨三个时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如今再为他刻上一枚格外鲜明的爱国印记，固然有时代的需要，却也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人倡之，众人和之；或者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热烈的赞颂固然容易形成声势，却未必因此就更接近真实。

由此便引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钱老的一生？

比如，钱老在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将此理解为他对新中国的向往，并非全无道理，但若把它完全归结于此，恐怕就失之简单。其中既可能有他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的不满，也可能有他对科学事业发展前景的判断，更有一种朴素而直接的认识：哪个朝代不需要自然科学？当然，这种判断也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此后，钱老不止一次表达过失望，这恰恰说明，现实并不总能如人所愿，历史也远比事后的概括复杂。

既不能因为钱老的成就与品格而一味捧高，也不能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某些选择而刻意贬低；更不能为了满足某种叙事需要，硬把他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专门降妖伏魔的钟馗。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

说到底，只有一个字：人。

钱临照先生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理想、有追求，也有局限、有失望的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志趣与判断，有身处时代洪流中的取舍，也有面对现实的欣慰与无奈。尊重他的伟大，不必抹去他的平凡；肯定他的贡献，也不必把他塑造成没有棱角的圣人。

钱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更是一个大写的人。 对这样一位科学家与教育家，最好的纪念，未必是把他捧到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度，而是还原他的真实，理解他的选择，尊重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尊严。

关于钱老，他的女儿钱平凯教授一次在参观北平研究院工作室旧址（黑龙潭），即现今的中科院云南植物研究所回忆说 ：“当年我曾在这里经历过一件终身难忘的小事：一天我跟随父亲从黑龙潭寓所来到这儿的工作室，父亲专心于工作，将我搁置一旁，因为寂寞无伴，我便哭闹起来，哭声惊动了父亲，他便拿出了一个小木匣，一支毛笔和一瓶颜料，让我将木匣子涂上颜色，并示范我如何涂。我一下子被这新鲜事所吸引，不再哭闹，认认真真拿起笔来涂匣子。”（注9）

还有，钱老晚年十几年，钱老成为 “老人“由保姆小秀帮衬。小秀是个聪明伶俐的农村姑娘，把老人照料得妥妥帖帖。爷孙（女）俩一老一小，相依相伴。校园里经常出现小秀推着（轮椅）或搀扶着钱老的身影。

日子虽清寂，倒也安稳。不料有一天，小秀忽然提出要离开，说是村里人背后说三道四，闲话难听。钱老虽万般不舍，也只能尊重她的选择。小秀走后，钱老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室里安排人员轮流照料，生活上的事情倒不至于无人料理，可老人心里的那份失落，却不是换个人帮忙就能填补的。

我想，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于是写了一篇不足五百字的小文《上学去》，写小秀渴望读书，回到村里重新补学的故事。文章送到钱老手里，他拿起来慢慢读着，读着读着，竟沉默下来，若有所思。也许那一刻，他又回到了民国初年的鸿模小学，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也想起了父亲钱伯圭台上“子曰学而时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以及那个和自己有着特殊师生缘分的“长兄”钱穆与自己深读、嬉笑与发梦…

后来，在安徽省委书记的过问下，小秀解决了城市户口，重新回到钱老身边。老人闻讯，竟像孩子一样笑得爽朗开心。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一个人年纪再大，学问再深，心里总还留着一块最柔软的地方。

写这些，也是为钱老的冥辰寄上一点追念。由此又想起钱老八十寿辰那次趣事。一群弟子乃至徒子徒孙围在先生身旁，庆祝八十大寿。钱老身后挂着王允然弟子所书的“师风仰止” 横幅，蛋糕也已摆好，正待切下第一刀，忽然门一开，恩师严济慈先生大步进来，笑着责问： “你不告诉我，我自己来讨一份蛋糕！”

钱老一见老师，顿时有些手足无措，连忙说道：“惊动老师了，惊动老师了……”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与平日里德高望重的先生判若两人。一旁的爱徒王允然赶紧上前解围，满堂顿时笑成一片。

我一看，乐了。弟子是钱老至爱，却又曾是严济慈的助教，钱老当年也仅是严的助教，这个辈分怎么算呀，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了。

也许这正揭示了科学的边际效用：打破论资排辈，激励创新，源自“可证伪、可重复，崇尚理性怀疑”的真谛，以其营造出活力与张力之承前启后的殿堂。殿堂之内岂容禁锢？

至于所谓弟子，不过是借助一个符号而已。这也许正是急需纠正的地方。

注释

注1：TDE能“点亮”沉睡的黑洞、帮助测量黑洞质量与自旋。具体观察到J2245+3743，全名 J224554.84+374326.5，这是一次极端潮汐瓦解事件（Tidal Disruption Event，简称 TDE）。2018年突然增亮约 40倍，然后渐渐 “沉寂” 在黑洞周围。
注2：60年代初，科研人员方励之发一篇物理文章给《物理学报》，主编钱临照鉴于其身份敏感，建议其改名，取姓“王”，Your Majesty，国王，名“允然”——同意。寓意一切以上为准（同意方行）。至此，王允然凭空出世。
注3：绝食期间我受委托起草一份科大教授的公开信，阐述呼吁克制的立场。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其中一句“双方本着大局寻找冷静的退场方式。倘若不这么做，会发生意外，甚至出现流血等惨烈结局“。一语成谶！
注4：当时中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兼任，属于甩手型监控。
注5：钱先生书房里一直悬挂着林则徐这句著名铭词。
注6：陈勇《聆听前临照先生的教诲》
注7、注8、注9：朱亚宗 622《临风独立 照耀后人 - 忆钱临照先生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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