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陶德海：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时间过得真快，转瞬间1977年的高考至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回想往事，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也不知考了多少次试。可想来想去还是77年的高考是一生中最难、也是最为重要的考试。

1977年，我正在马鞍山的一个属于海军后勤部的4310工厂做合同木工。年纪轻轻，因为手艺不错，被评为5级工，人民币2.48元一天，收入颇丰。虽然辛苦，也不是国家正式工，在当时也是高收入的人了。苏东坡被贬岭南时曾作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和同样做木工的小学同学陈敬水常常自我安慰：日挣钞票两元多，不辞常作拉锯人。

实际上，这样的收入和我们在外面给人打家具（我们家乡话不叫做或制作家具而说打）根本无法相比。那时，马鞍山很流行老虎脚大立柜、五斗橱和床头柜。我因为手艺不错，名声也好，生意兴隆，特别是在马鞍山钢铁公司的汽车大队，那些汽车队的驾驶员们都知道有个和县来的小木匠，手艺可是了得。但是，那时我们总有一个梦，总想吃皇粮当国家正式工，所以花费很多精力才谋得了这个合同工的工作。

我们一众合同木工大概有十几个，来自家乡和县姥桥与临近的白桥。一天，管我们的正式工刘师傅刘如才来到我们的工作间，问我们当中谁的文化比较高。大家都一致说陶师傅肚子里的墨水最多。原来，76年四人帮倒台后，工厂企业开始讲究效率，4310工厂有一个很重要的翻砂车间，翻砂铸造的第一道工序是模型，他们的模型原来总是请外面做，化费昂贵而且很不及时。现在，为了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决定自己做。这样，我就成了他们自产的第一个木模工。记得他们的翻砂车间主任叫刘重大，上海人，业务很不错。他 对我做的木模赞不绝口，甚至夸为巧夺天工，私下告诉我，如有机会一定会帮忙把我转为我们梦寐以求的国家正式工。

正当我努力干活拼命表现时，十月份的一天，突然听到广播要恢复高考了，具体哪一天已经记不清楚，好像是十月中旬的一天。那真是寒冬腊月里的一声惊雷，我自小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小学升初中时还得了全县第2名，上大学是从小就有的梦寐以求的理想，能上大学当然比转为国家正式工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我停下了手里活，心里免不了一阵子蠢蠢欲动，可是一想到当时的处境又万念俱灰。

第一，“万恶”的阶级成分仍然是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我是第一批知青，插队在和县姥桥前场生产队。由于家庭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眼睁睁看着同时插队的好友邵昭富招工了，美丽的生产队长的女儿朱正霞招生了，上了安徽医学院。虽然我是黑五类而朱正霞的父亲是党员，但她的父母对我非常好，照顾有加。特别是她母亲，很喜欢我。有一次她妈妈亲口对我说，“哎，德海呀，要不是你家的成分高，我一定把我家的来霞（是小名）讲给你。” 让我有一段时间见到来霞都有点不好意思。

正如此，眼看着别人都招工招生了，自己觉得前途渺茫，可能要一辈子在农村。可是如果要一辈子在农村当农民，收入菲薄，真是可能连老婆都娶不到。所以才下决心，在附近的农村刘夏家，当了两年的木匠学徒，那两年也真是含辛茹苦，尝尽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艰辛。那时候，我们家乡在冬季经常要修水利挑堤埂，有一年，师傅居然让我去乌江顶替他, 挑驷山河的河堤。这当然与木匠学徒毫不相干，可是也只能听从吩咐。最令人难以容忍是，按协议，本来说好两年学徒，还交了70人民币押金，但是两年期满后师傅却撕毁协议，硬要延长一年，不但分文不给还要像原来一样，一如既往自带口粮。我不同意，他依仗他老婆的哥哥是大队长，居然威胁要拖我去公社评理。我那时年轻，真是给他吓哭了。也难怪，那世道，对我们黑五类有什么理可讲。所幸，这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他的大舅子通情达理，批评他不能不守信用不讲理，欺负人。他才放我一马，但是那70块押金他还是一直没还给我。在那年代，70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对此，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

所以，能不能参加高考是第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紧接着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即使容许我参加高考，又怎么能考得上？我是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应该说是一个规规矩矩合格的初中毕业生。可是没上高中，离高考只有40多天，想在这短短的40来天，生吞活咽3年的高中课程，岂不是天方夜谭？

还有一些现实问题。我是家里老小，我母亲生我时已经快40了。1977年，母亲已年近七旬，父亲则已年过7旬。父亲还在农村的代销店里站店（当营业员，我们家乡叫站店），母亲摆一小摊子，哥哥是民办老师，嫂子和我一样是知青，同在一个生产队，他们有3个孩子。我是家里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我又怎么能忍心撒手不管？

更要命的是，我已经和同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叫赵克芳的姑娘定了终身大事，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当时按虚岁我已经28了，因为我是1950年腊月20出生的。这在农村早就是高龄了，父母早已迫不及待，而且这位赵姑娘清秀能干，虽然一字不识但知书达理。实际上，别看有的硕士博士，虽然智商很高，但处世为人却一士不是。这位赵姑娘却恰恰相反，虽然没文化但很会办事而且人品极好。我后来在美国当律师，手头宽裕，给一点钱给她，费尽周折，因为她说什么也不肯要。怎么办？如果真的祖上有德有幸榜上题名，有胆量当陈世美吗? 又怎么对得起这位无辜的赵姑娘？

正在这千头万绪一筹莫展之时，我哥哥德河风尘仆仆赶到马鞍山。看到我还在埋头做工，劈头就问：“你难道不知道恢复高考？” 我说当然知道。接着便把我的顾虑说了一下。可是他不由分说，要我立即收拾行李打道回府。我虽然心事重重，但是心仪大学的夙愿最终还是占了上风，急匆匆赶回家。

说是回家，实际上是来到家兄执教的和县联合中学（哥哥当民办老师的地方）的防震棚里，准备大干一场。紧接着，就是考虑选什么专业。我们上学时很看不起文科，时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记得我上学时最喜欢平面几何，把许淳方的《几何定理与证题》一书从头做到尾。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但是现在想考理工科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没有上过高中。只能选文科，可是又怕文科没什么客观标准。于是决定报考英语，因为我死记硬背有一点本事，可以猛记单词。那40几天我可是拼了老命，夜以继日。在那个防震棚里，点着蜡烛，煤油灯，头悬梁锥刺骨，其中辛苦，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一个叫王良乡的小伙子也是联合的民办老师，和我同住一个防震棚，也和我一起准备考试，他后来考取了无为县师范中科，他目睹了我的吃苦精神。而且，他总误认为我智力超群。因为同样的复习材料，比如，家兄有一神通广大的政治老师好像是马承廉老师，猜题神准，家兄卖面子请这位过去的老师寄来了一套政治复习大纲，王良乡和其他几位一道报考的同伴，反复看反复背，而我只稍微看了看，却比他们理解的准确。他们哪里知道，文革期间，当别人胡闹时，我认真地看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政治老师赛勤龙推荐要我看的，好像有一时期，党中央号召大家学习四本书，其中，《共产党宣言》还能看懂，可是《反杜林论》是看得一头雾水。于是，向赛勤龙老师请教。他就要我先看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看了这本书，对付高考的政治当然就容易多了。还有，中文我根本就不须花大功夫。同样，在插队前的文革期间，我下功夫看了红楼梦。书中有很多生字新华字典查不着，便把一套辞源放在手边，每一个生字都不放过。因此，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哪里是什么智力超群啊！

经过40几天的苦战，终于要报名上考场了。未想到报名考试时，还出现了一小周折。当年，也不知道是安徽还是家乡和县有一政策：66和67届高中毕业的年龄不受限制，其他人则必须出生于1952以后。可我是66届初中生，又偏偏生于1950年阴历腊月20，按阳历虽为1951年元月，但还是超龄了。这下可是晴天霹雳，40多天卓绝的辛苦即将付之东流。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垂头丧气之时想到表哥王克有，他在公社五七办公室（专管下放知青的机构）工作，于是便去求他帮忙。可表哥生性胆小，不敢作主，便带着我拜访他的上司陆主任（好像叫陆学璋）。记得陆主任正吃晚饭，面色微红，可能是喝了点小酒。表哥和他寒暄后，我便战战兢兢地叙述了年龄问题。正愁眉苦脸等下文，未曾想柳暗花明。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见陆主任胳膊一挥：“唉呀，老王啊，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什么阴历阳历，50年，51年，52年。把我搞得头昏脑胀。”只见他头一晃：“我老陆是大事讲原则，小事讲灵活。你陶德海是知青中的井冈山，第一批插队，表现也不错，我老陆清楚。可招工招生没你的份，因为你出身不好，尽管你老表和我同事，我也没办法。阶级路线，原则问题，一封人民来信，你走不了不说，我和老王都吃不了兜着走。可年龄问题，小事一桩。从今天开始，你的出生日期就是1952年。” 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此人颇有水平，出口成章，说着说着，头又一晃：“是英雄是好汉，一张考卷比比看。谁写这样的人民来信我老陆都不怕，因为你能不能考上还要看自己的本事，是不是？”  我当然连连点头说是。对他老人家来说，区区小事，陆主任可能早已忘了。但是实在是他这一灵活，使我有幸参加了77年的高考，从而彻底改变了命运。现在，我所有的文件上，比如护照，驾照，出生日期都是1952年1月20日，而我的真实年龄是1951年1月27日，也只能随它去了。现在，已经到了在美国领退休金的年龄，白白耽误晚拿了一年。真是便宜了山姆大叔。

当年高考每个区还有一个带队的。记得我们带队的是我们的小学老师李世洲。那时，县城里没有足够的旅馆，不知道何故把我们按排住在鼓楼上面（现在叫“镇淮楼”），很是有趣。考完后有一天偶遇沈克树老师，他是家兄德河的数学老师，当时也是政治原因从县城发配到姥桥中学教书。问我考得怎么样，考的是什么专业。我说考的不怎么样，选报英语。沈老师心直口快，快人快语，但说话有点刻薄：“现在国家百废待举，要的是科技人才。你怎么考英语，你能和上海知青比吗？你为什么不报芭蕾舞？”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一下子使我心里凉了半截。可是，沈老师哪里知道，我没上过高中，报考英语也是没有办法啊。后来事实证明，沈老师说得不错，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是来自上海的知青，他们的英文水平和我们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和我同桌的张民选同学 （后来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校长），一进校就能朗读“卖火柴的小姑娘”，抑扬顿挫，让我叹为观止。可是，他的数学只考了8 分。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也难怪，他是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算小学毕业。我的总分成绩不错才被侥幸录取了。

考完后我便立即赶回4310工厂继续做合同工，因为能不能被录取实在是毫无把握。和现在一样，春节时我们也返乡。记得那一年返乡时，我的表兄高德金请我打家具准备结婚。一天，我和徒弟高光斌正在做活，只见我的好友，夏圣芳急匆匆赶来，一进门便大喊：“德海，你中皇榜啦”。原来， 77年高考的录取是首先在县教育局的大门外张贴录取生的名单，然后再发放录取通知书。高德金家离县教育局很近，我当然要亲眼看一下。果然，我被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录取了。可惜那时没有手机，否则，一定会把那红纸“光荣榜”照下来。后来听高德金说，他不知道搬家搬了几次，家具也不知道更换了几回，但是我打的立柜仍然保存着留为纪念。再后来听朱正霞说，她也保存着我做的家具。我上大学时，有一年暑假听说她要结婚，我和一个曾经的伙伴祝兆龙一起给她做了结婚家具。也算是对她父母多年对我关心照顾的小小的回报吧。这可是我给别人做家具的关门之作了。此后，除了在北京上研究生时，利用暑假为自己做了结婚家具，就再也没有碰过斧子锯子了。

安徽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一皖南大学位于芜湖，还有个合肥师范学院。上初中时，年轻气盛，很看不起这两所学校，戏称“碗大”“喝稀饭”。后来，合肥师范学院的校址让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师范学院于是和皖南大学合并，成了现在的安徽师范大学。所以，我是走进碗大喝稀饭是也。安徽师范大学虽然不是名校，但是没有这一步，怎么可能去北京上研究生，又怎么可能去美国的密歇根大学上法学院？当时，看自己的名字在榜上，真是百感交集。从1966年被迫辍学到1978年走进安师大，相隔12年，对我这个年近而立之年的人，说是枯木逢春也真不为过。现在，终于告别了浪迹江湖的生涯，实现了上大学这个梦寐以求的愿望。再见了，斧头锯子，再见了，木匠生涯！

1978年2月，我挑着被子和一个箱子，告别了家乡和县姥桥。临走前的晚上，我母亲把我叫到她的床前，小心翼翼地从床枕头下拿出一个旧手帕包着的一叠钱递给我。对我说，一共400块。 她说：“这钱也是你辛辛苦苦挣的，交给妈的。我本来是留给你结婚用的。现在还给你。你走了，安心上学，家里的日子好过歹过总能过，不要你操心。可是你也不要指望问家里要钱“。妈妈的话让我心酸，家里人个个都知道我上大学是家里的重大经济损失，可是全家每一个人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上学。行文至此，忍不住悲从心来，老泪纵横。可怜的妈妈在我大学还没毕业时，于1981年10月28日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在她弥留之际，我虽然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告诉她这一好消息，也不知道她听到了没有，更不知道她听明白了没有。我父亲也在1989年我在密歇根大学上法学院时去世了。家里人怕影响我学习，父亲去世后好几个月才告诉我。现在，我虽然是美国富有阶层的人，可是生我养我疼我的父母都不在了，虽然有钱又有什么用？每念此，总是潸然泪下。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千言万语，还是命好。毛泽东要是再多活一年半载，我十有八九在农村成家立业了，很难想象还能上大学。凡夫俗子，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战胜命运。所以，我是真心地感谢苍天命运对我的眷顾。当然，也许是祖上有德，因为父母亲一辈子忠厚老实，在家乡有口皆碑。才使自己有幸考上了大学，从而改变了命运。人生沧桑，现在也垂垂老矣。一辈子历经了许多事。而1977年的高考，那是永生最难忘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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