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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是粮仓，是果乡。走在路上，经常看见挂满果子的树。
每逢路过，我总忍不住多看几眼。倘若果子已经成熟，尤其是长在公路边、看不出属于谁的果树，我便会生出一种冲动：摘一个吧，擦一擦，塞进嘴里。天然的，有机的，熟透了没人摘，掉在地上岂不可惜？
我不知道这种本能，究竟是远古智人祖先刻在基因里的，还是饥饿年代留在大脑里的印迹。
有人说：“什么时候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素质？就是四周无人的时候。”
四周无人便可以随手扔垃圾，或者顺手牵羊，不正说明一个人缺少自我约束吗？
有一次，我路过一棵一人多高的梨树。树上挂着几个红皮梨，已经熟透了，红艳艳地诱惑着人。我四下看了看，终于一狠心，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这是理性战胜欲望的又一个回合。
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有过饥饿的经历。一位朋友曾经说，他活到五十岁左右，才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吃饱。
这话听起来夸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却未必觉得夸张。许多出身贫寒的五零后，即使从大饥荒中侥幸活了下来，接着还要熬过物资匮乏、粮食定量、凭票供应的漫长岁月。饥饿没有突然离开，只是换了一种不那么剧烈、却更绵长的方式，继续留在人们的生活里。
那三年的大饥荒，禁书中有，长辈的记忆中有。而我首先想到的，是巴蜀老中医亲口告诉我的一段往事。
他曾是我在英国的房友。我们在不同的中医公司上班，平时谈得最多的，是在英国打工的经历和见闻。
一天，我们同时在厨房做饭。他正在收拾一块猪头肉，拿着镊子，慢慢把猪皮上的毛一根根拔出来，说是准备卤一锅川味猪头肉。
“要做川味美食了！”我说。
谈到美食，自然会谈到馋；谈到馋，不知不觉便会碰到饥饿。
巴蜀老中医一边拔猪毛，一边用极平静的语气说道：
“我父亲和叔叔当时都被判刑入狱。婶娘只好带着她的娃娃们搬到我家来，两家人合在一起过日子。四川是大饥荒的重灾区。最困难的时候，我最小的堂妹饿死了。我妈和婶娘也饿得全身浮肿，连挖坑安埋孩子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先用席子裹起来，放在河边。
他说到这里，手里的镊子并没有停下。
“第二天，我从河边走过，看见两个流浪汉在那里架起了火……”
他停顿了一下。
“他们把我堂妹烤来吃了。”
“老天爷……”
我不敢再听下去，赶紧问他：
“当时你多大？”
“八岁左右。”
一个八岁的孩子，亲眼看见这一幕，会把它带到多少年以后？又会把它埋在身体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巴蜀老中医的语气仍旧平静，仿佛讲的是别人家的故事：
“我父亲和叔叔倒因为在牢里有一口牢饭，活了下来。”
小时候，我常听大人议论粮食。其中有一个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叫“吃长饭”。
孩子长身体的时候，饭量特别大。一碗饭刚刚端起来，三扒两扒，碗底就朝了天。大人看见，总要叹一句：
“幸好不是那几年，不然不知又要饿死几个。”
英语里，十三岁到十九岁的孩子叫作“teenager”；在我们那里，大人谈起这个年龄的孩子，却会问：
“你家有几个吃长饭的娃娃？”
我家几姊妹到了“吃长饭”的年龄，一个月的定量粮，常常不到二十天就见了底。
每到这个时候，父亲便会在周末悄悄揣上一个口袋，步行到郊外去买黑市包谷。
我至今记得夜幕降临时的情景：父亲肩上扛着二三十斤包谷，匆匆溜进院子，又快步跨进家门，像刚刚完成了一桩危险的秘密行动。
那时候，粮食买卖受到严格管制。父亲买的这种粮食，要到黑市上去找，买卖双方都得偷偷摸摸。
能够拿出钱买黑市粮食的人家，还算有一点办法。最难的是那些住在城里却没有正式工作的人。当时，我们那里把他们叫作“干居民”。他们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给人扛东西、打零工挣几个钱。
有些人家粮食接不上，只好卖血救急。
我妈有一位朋友蒋婶婶，家里有三个正在“吃长饭”的娃娃。她男人身体不好，只能偶尔打点零工，一家人的日子常常青黄不接。
有一次，我听见母亲问她：
“抽完血以后头晕不？”
“不晕。”蒋婶婶说，“我去医院以前，先喝一大海碗淡盐温水。”
她说得轻松，好像那只是一个生活小窍门。
“经常抽，有经验了。”
饥肠辘辘时，胃里发空，嘴里会一阵阵涌出清口水。这是我对饥饿最具体的记忆。
上高中时，班上有一个干部家庭的独生女。她每天都有早餐吃，而且吃的是馒头，而不是包谷稀饭。
她常常在教室里掏出一个烤得焦黄的馒头。刚一掰开，那股面香便肆无忌惮地往四周同学的鼻孔里钻，惹得我们嘴里一阵阵冒清口水。
后来她申请入团，有同学给她提意见，说她“讲吃讲穿，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现在想来，她不过是在饥饿的同学面前吃了一个馒头。可是那个馒头散发出来的香气，却被我们闻成了阶级立场。
英国的中医公司向爱尔兰发展以后，我和巴蜀老中医都先后到过都柏林诊所上班。
都柏林海关大楼附近的码头旁，立着一组纪念爱尔兰大饥荒的青铜雕像。那些人一个个瘦骨嶙峋，带着孩子和仅剩的一点行李，拖着疲惫的身体，仿佛正朝着远行的船走去。
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的土豆遭晚疫病侵袭，连续多年大面积歉收。贫困人口对土豆的高度依赖，加上当时的土地制度和英国政府救济不力，使灾情演变成一场惨烈的大饥荒。无数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大批幸存者被迫离开故乡，漂洋过海，到英国、北美等地寻找活路。如今，这段苦难被铸成雕像，立在都柏林的码头旁，让来往的人们看见，也记住那些死去的人和被迫远走的人。
有一次，我和巴蜀老中医在电话里谈起那组雕像。我们都感慨万千。
他说：
“我们何必隐瞒自己的那段历史呢？问题是，隐瞒得住吗？”
是啊，真的隐瞒得住吗？言论可以管控，但饥饿留在大脑中的印迹很难消除。
我看到过一篇题为《上海五星豪华邮轮上最丑陋的一幕：大爷大妈扎堆，自助食物疯抢》的网文，也亲眼见过一些老人在异国海滩捡青口、在树上摘果子、扎堆领取免费食物。有人将这些举动归结为“贪便宜”“素质低”，甚至讥讽一句：“红卫兵老了。”
可我看到这些，首先想到的却是饥饿。
明明吃不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要拿那么多？我们那里有个说法，叫“眼大胃小”。胃只能装下那么一点，眼睛却什么都舍不得放过。我想，对一些挨过饿的人来说，那双“贪心”的眼睛里，或许还留着当年食物不够、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记忆。
胃已经饱了，眼睛却还在挨饿。
饥荒过去了，粮票取消了，超市里的食物堆积如山。可是，饥饿并不一定随着那个年代一同消失。它可能藏进一个人的胃里，藏进他的眼睛里，藏进他看见免费食物时下意识伸出的手里；甚至漂洋过海，跟着他来到另一个丰衣足食的国家。
那一天，我终究没有摘下那个红皮梨。
可是走出很远以后，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梨树上挂着的，仿佛不只是几个熟透的果子，还有一个时代留在我们身体里的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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