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安苏：与《钱临照传》作者胡升华商榷

看到为纪念钱老120周年精心投入的《钱临照传》出版，喜幸之余，有点不同意见，不吐不快。

应该肯定的是，作者胡升华历经5年搜集资料和写作，呕心沥血，专心写作，以较为客观的态度，用大量平实的语言，描绘了一幅高大的钱临照画像。这一点大致站得住脚。

但是，诚如《钱临照传》跋作者关增建指出：在各类名人传记中，常为人诟病的，是由其亲属或弟子执笔撰写之作，因为此类撰写容易出现隐恶扬善，传记的真实性会受到怀疑。胡升华对此有清醒认识，在写作过程中，他力求客观，力争为读者奉献一位真实的钱临照。

如果照此标准，我认为有两处值得商榷。

一、是关于钱临照是钱穆弟子一事

依我直言，是懒人之语。此处关键之处在于钱临照之父钱伯圭身上。

钱伯圭早年曾在南洋公学求学，与教育家胡敦复同学，后来从事教育工作，曾在无锡荡口一带的果育学校（后改名鸿模学校）任教和就任校长。

钱穆少年时曾是他的学生。钱穆晚年回忆说，自己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一些根本思考，受到“伯圭师”的启发。因此，钱穆是钱伯圭的弟子，毋庸置疑。

而钱临照自己呢？也在校长其父的学校受教，实打实的是其父的弟子（也是儿子）。

这就产生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钱临照如何成为钱穆的弟子的？据作者考证，“1913年钱穆曾在鸿模学校任教一年，1914—1918年，任教梅村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1918年秋又回到鸿模。钱临照1915—1918年在鸿模就学，1918年小学毕业，本来已经与钱穆老师错过，但父亲帮他做了一次重要选择，在鸿模延学一年，随钱穆修习国学。在钱伯圭看来，虽然西学盛行于世，但国学根基不可偏废。钱先生与钱穆分宿一间校舍的里外屋，寝食相随整一年。而这一年恰是钱穆“读书最专最勤的一年”。

作者以此推论，钱临照是钱穆的弟子。

坦率地说，这既不是钱临照人生中的重要选择，更像其父的选择（且当不论）。从关系上看，俩人更像roommate，或伴读。似乎一个不像专心教，另一个不像潜心学，充其量半师半友，一趟游学而已。 与行弟子之礼的师徒关系几乎沾不上，这一点在当时极为关键/醒目。俩个同门友或同舍生朝夕相伴，怎么就成两辈之隔了呢？至于钱临照晚年称钱穆为师，也是谦虚的品格，犹如你今天称某人先生一样，属于尊称，他未必就是你的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退一步而言，钱临照与钱穆均为钱伯圭的弟子，大弟子给其他弟子授课有何不可？如果是二代师承，应该是钱伯圭 → 钱穆 → 钱临照。可事实偏偏是：

钱伯圭
├── 钱穆（弟子）
└── 钱临照（儿子、弟子）
↑
│ 师生
│
钱穆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条简单的：

钱伯圭 → 钱穆 → 钱临照

而是一个**“同门而又师徒相承”**的结构：

钱穆与钱临照原本是同门师兄弟；后来钱穆又成为钱临照的老师。这就是谈问题时真正需要理顺的地方。

那么按中国传统师承，钱临照和钱穆是什么辈分？

如果严格按照传统的师门辈分：

• 钱伯圭：师父
• 钱穆：弟子
• 钱临照：弟子

那么钱穆和钱临照是同门师兄弟，原则上属于同一辈。

至此，我觉得可以称为：

“同门而兼有师生之谊。” 或者更文雅一点：“钱穆与钱临照同受业于钱伯圭，原为同门；后钱穆又授业于临照，遂兼有师生之谊。” 与弟子不相干！

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与钱穆同出钱伯圭门下，既为同门，又兼有师生之谊。

给钱老画像既不能任意拔高，也不用刻意扁平。甚至以钱穆的名头为钱临照增辉，好像钱临照需要钱穆的加持。实际上完全多余，钱临照历史上名气够硬。只是近几十年来“沧海遗珠” 罢了。

下面第二处更是我不能苟同的。

二、关于钱老二次创业中的“豪言壮语”

据关增建引用书中披露：（钱老）他在多个场合表态说：要走你们走，我就留在合肥。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我无语。

坦率地说，我与钱老相识的15载（相伴七八年），从未听到过他有此言或类似的论调。相反，我倒是听到另一种说法：有次他提起某位因祸得福回京的得意弟子王允然时，眼里充满的不舍与无奈，而后话锋一转，说“他若留在合肥，只是小水池折腾；若扎根北京，就是把他放进了海洋里！学校也一样！” 类似相同的话，在其他场合也可以找到/佐证。只是出于慎重，没再提学校后一句。
当然我不是指作者会无中生有，而是担心作者“道听途说”。因为这样的表态不太符合钱老的为人。钱老海纳百川，对于别人执着的事，尤其是涉及千家万户命运之事，从来都是静观其变，从不为难人是钱老一生的准则。钱老在如火如荼的返京运动中当绊脚石，我是不能想象而且不相信的。

即便当年真有此言，我不好说是违心，只能是一种无奈和被动。

作者此后化大量篇幅论证二次创业，这在本书中恐怕是作者最精彩之处。我无意去扫兴，只是对作者眼里科大没去北京不是损失而是幸运不屑一顾。举一个相同的例子，中国农业大学回京好还是留着陕北或河北涿县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科大能回北京，或不能回，不是按天接地，天地合二为一，而是由人为因素。是当年搁置邓小平批示而擅自偷梁换柱的裁决。
我清楚记得当年政治局委员、中科院院长方毅在全校的大会上说：“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能带头给中央添乱！”

为了给自己壮胆，竟然搬出来洋人的说辞。说海外一些学者（诸如杨振宁等，尤其是杨当时以国师行走）纷纷建议参考美国的经验，在小城里扎根，建设好的大学可以很成功，如普林斯顿等。惜不知这些美国成功的经验根本不能硬套在中国的环境中，淮橘为枳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至此我总的观点是合肥二次创业的成功，不能成为否定当年前仆后继、人心所向尤其是1979年声势浩大回京选择的理由。恰恰相反，1979年已经具备回京条件而最终未能成行，科大失去“全院办学所系结合”的先天独厚条件，是科大重大损失和基础条件丧失。此后中科大在合肥取得的不俗成就，也算脱胎换骨，是科大人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如果当时回京，这种奋斗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未必不会产生更大的国家级效应。

第一，回北京首先意味着恢复中科大原有的国家科技中心地位。

中科大1958年创办于北京，本来就是中国科学院为国家尖端科技事业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所系结合、全院办校”是它最独特的办学模式。下迁之后，这种与北京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天然联系被严重削弱甚至荡然无存。成为名副其实的“合肥科技大学”。

而北京恰恰集中了中国科学院最重要的一批研究机构，以及清华、北大等高校和大量国家科研、国防、工业部门。

如果中科大能够回北京，它最重要的收益并不只是“城市条件好一点”，而是能够重新嵌入中国最密集的科研网络。进入中国科学与教育的中枢，条件天壤之别。

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

第二，回北京能够大幅降低优秀师资流失和吸引人才的难度。

1969年下迁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有关资料显示，迁移过程中教师、图书、仪器设备均有严重损失，教师一度不足数百人。

合肥二次创业的经历，恰恰在于：在极其不利的地理和制度条件下，中科大硬是把一个已经元气大伤的学校重新建立起来。但从反方角度看，这同时意味着它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如果回北京，至少在人才吸引方面，中科大可以直接利用北京的科研、教育和人才生态：

• 更容易吸引国内外优秀科学家；
• 更容易与科学院研究所形成联合实验室；
• 更容易吸引世界顶流科技成果；
• 更容易留住毕业生；
• 更容易形成学术交流和人才流动。

换句话说：合肥二次创业是在逆风中把学校重新做起来；回北京则可能是在顺风中把原有优势重新放大。

第三，回北京特别有利于中科大恢复“全国科技大学”的定位，而不仅仅成为安徽的一所名校。

中科大从来不是按照普通地方大学的逻辑创办的。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国家科技战略型大学。是国家本着“两弹一星”使命等振兴国家命脉之举措而组建的。因此，中科大的最佳发展模式，本来就应该是：

国家科学院体系 + 全国优秀人才 + 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 顶尖大学之间的高度互动。

北京天然适合这种模式。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体系重新活跃起来，北京的区位优势反而越来越明显。所以，从长期发展角度看，回北京可能使中科大更早进入全国乃至国际科研竞争的核心圈层。

第四，回北京还可能强化中科大与清华、北大的竞争。

过去有句老话：“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中科大”，足以说明清北中三足鼎立，如今偏安合肥一亩三分地，虽有所进步，但远远被北大清华甩开。北京的清华、北大构成了中国最高水平大学的核心竞争环境。

如果中科大回到北京，它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格局：

北大偏基础综合，清华偏工程与综合科技，中科大则以理科、尖端科技和科学院体系为特色。

这种直接竞争未必是坏事。相反，它可能迫使三所学校不断提高：

• 师资水平；
• 科研经费争取能力；
• 学科建设；
• 国际合作；
• 学生质量；
• 科研成果转化。

而竞争对于中科大这样一所年轻、没有历史包袱的大学，可能尤其重要且便捷。

第五，也是最有争议但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合肥的发展成功，并不能证明中科大必须留在合肥。

今天我们回头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故事：科大到了合肥 → 艰苦创业 → 少年班 → 同步辐射 → 量子通信 → 合肥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这个故事当然是真的，而且非常令人敬佩。中国科大与合肥之间确实形成了互相成就的关系。中科大自己的历史也明确强调了这种“安徽情缘”。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因果倒置的危险：

“中科大在合肥取得显著成功”，并不等于“中科大留在合肥比回北京更有利”。

因为我们真正不知道的是：

如果把同样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同样的科研经费、海量的政策资源、即便同样的学生质量放回北京，中科大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是历史无法做实验验证的反事实问题。然而，中国的事经常“丧事当喜事办”，这是事实。

综上所述，科大回京与否虽不可倒置，但绝不是留着合肥而沾沾自喜的“小农意识”挥发处。裤子都没了，穿着裤衩裸奔好玩吗？值得羡慕吗？

回到原题，钱先生是否讲出如此豪言壮语，不知。我想，钱老作为大师与科学大家，这些浅显的道理应该比我们这些人明白，而且明白得早。

然而，即便出于真心，钱老当年讲出了，难道晚年“办大学进星辰大海”不是对留守合肥的升华？至少也是发至肺腑吧？退一万步，钱老当年也只是一种赌，只是没有赌输而已。这种惊天地泣鬼神之作，也是后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钱老成为“现代钟馗！”

我不理解的是，这种把钱老架在火上烤究竟是爱还是画蛇添足。然而，从结果上看，这是一种消费钱老的“主观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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