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阳：助教生涯拾零：给德国学生上汉语课

在大学担任科研助教期间，我在一位具有物理学背景的教授指导下工作，主要参与他安排的科研项目，同时承担两门专业基础课程的辅导工作。这位教授曾在欧洲航天局担任某部门主任，我们承担的科研项目都来自他以前任职的部门。刚开始时，助教们普遍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不知道该如何开展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摸索，大家逐渐掌握了开展研究工作所必需的业务知识，科研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

助教岗位属于学校的正式聘用岗位，每个人都必须承担一定的教学辅助工作。我原本学的是机械工程，对部分基础课程比较熟悉，因此承担了流体力学和热力学两门课的辅导工作。具体来说，我需要准备教学材料，每周为教授准备每门课所需的20至25页课件。课件内容主要依据两本美国大学采用的专业教材编写，我的工作是根据教授选定的章节，从中提炼出重点，整理相关公式，并配上相应的计算例题。那时，办公软件的功能还不如后来完善，制作演示文稿也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我必须先用Word编写课件，再将其打印在A4纸上，然后制成投影胶片，最后按照使用顺序整理好，放进教授的文件夹里。为了按时完成每周的备课任务，我常常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周末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办公室里度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逐渐适应了这些工作，备课所需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就在助教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科研工作也开始取得一些成果时，一场意外的会议打破了原本平静的工作氛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位新入职的助教给所有同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大家参加一次碰头会。由于系里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大家对这位新同事的背景并不了解，也不知道他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关系。面对这样的通知，大家也只好按时到场。会议开始后，这位同事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助教负责人，发表了一番冗长的开场白。他要求在场的每个人依次介绍自己的工作分工。大家发言时，他则飞快地敲击键盘，将每个人的发言记录下来。

介绍进行到一半时，两位同事因为同一项工作的职责划分发生了争执。双方都认为，对方抢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工作。轮到我发言之前，我已经想好了应对之词。我除了说明自己在某位教授手下工作外，还特意使用了几个在场的人未必听得懂的英语专业术语。一方面，这是有意卖弄；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其他人轻易了解自己所承担工作的具体性质。随后，轮到一位美国同事介绍自己的工作范围。这位同事显然有些不悦。他先说明自己负责英语教学，接着又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甚至表示，自己也不清楚主要工作职责究竟是什么。从他略显激动的语气中，不难听出他对这种逐一盘问的方式颇有微词。

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同事们会为了这样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也不理解那位美国同事为何表现得如此不满。事后，同属一个科研团队的同事私下向我透露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学校与助教签订的聘用合同通常为期两年。合同到期后，学校会根据个人的工作表现，决定是否续签合同，或者终止雇佣关系。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自然都希望保住自己的饭碗，所以尽可能在系里多揽下一些工作。一个助教承担的工作越多，往往越能体现出他在系里的重要性，也就越有可能在合同到期时获得续聘。想到这里，我才意识到，那场会议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事后回想起来，如果这次会议确实得到了系里负责人的授意，那么，会上收集的工作汇报或许会被用来评估助教的工作表现，甚至影响合同到期后的续聘决定。想到这一层，我心里不免有些担忧。虽然我并不打算长期留在系里担任普通助教，但仍希望合同能够延续到学位完成之后，以便顺利完成这段助教工作。

不久后，在一次与教授讨论科研项目的过程中，我顺便和他谈起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教授从邮件往来中看到了会议记录，显然对这类会议颇为不满。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未经事先沟通，也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助教怎么可以随意了解其他组里的工作呢？未经教授的许可，要求教授团队的助教汇报工作，这让教授感到十分不快。教授明确表示不接受外部干预后，我们团队的同事总算放下心来，可以继续安心开展科研工作了。

几天后，两位女学生来到办公室。简单自我介绍后，她们说明了来意：想了解我是否愿意为学生开设汉语课。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新的尝试，也可能成为拓展自己在系里工作范围的机会。我给系主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表达了开设汉语课的愿望。很快，我便接到了外事办公室负责人的电话。他对这一想法表示支持，同时向我说明了必要的申请流程：学校需要向州政府教育部门提交申请，并附上授课教师的资历证明，经批准后学校才能安排课程。因此，我需要提供能够证明自己具备相关语言能力和教学资历的材料。为此，我整理了以前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几篇德语译作，同时请指导教授出具证明，说明我多年来一直用德语为学生辅导课程。提交这些材料后不久，我便收到了正式答复：有关部门批准了开设汉语课的申请，我需要前往外事办公室，与负责人进一步沟通，以便确定授课时间和场地。

外办的负责人是位中年人，西装革履，戴了一副玳瑁眼镜，谈吐文雅，给人留下不错的印象。第一次见面，简单寒暄过后，我们直接进入主题：这门课已经在学校教务部门正式备案，被列入选修课程，教材、上课时间和地点也已确定。谈话持续了十来分钟，在所有工作安排妥当后，我便告辞。

很快到了上课的日子。参加汉语课的学生近十位，其中三位女生来自经济管理专业，其余都是工程系的男生。他们坦言，参加汉语班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份课程证明或学习证明，以便将来申请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工作岗位。那时，一些德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市场，尝试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并对建立合资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和可行性研究。学生们也想趁早赶上这股时代的潮流，正如人们所说的“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这门课的教学目标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汉语拼音，并能根据德语注释和汉语拼音对照的会话教材，说一些日常汉语。但学生们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一些基本常识，完全取决于他们的投入。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们在中小学时期，每逢寒暑假，老师都会布置一些作业，而他们几乎总要等到开学前几天才匆忙赶完。这样的习惯似乎一直延续到了大学：平时学习比较松懈，临近考试才通宵达旦地复习，考试一结束，又重新放松下来。从他们平时的学习习惯来看，我很难相信他们能够在短短一个学期内真正掌握汉语。不过，既然已经答应学校开设这门课，我就应该尽力上好每一堂课，既不辜负学校的信任，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有一位男学生，曾在一家德国企业与中方合资设立的上海企业实习过一段时间，对汉语有一些粗浅的认识。他凭着自己那点粗浅的语言知识，经常在课堂上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架势。早在汉语拼音学习阶段，在向学生解释拼音的四种不同声调时，他主动向其他学生讲解了“ma”的四种读音可以分别代表“Mutter（妈）”、“Hanf（［大］麻）”、“Pferd（马）”、“schimpfen（骂）”四种不同的意思。他的解释基本正确，只是把有限的知识当成了全部。但在语言学习上，掌握几个词语和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等于真正理解一门语言。

掌握了拼音规则后，学生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会话，每次上课都有十来句会话，比如“你好！”“XX路车站在哪里？”“请把它的价钱写下来。”这些都是外国人在上海日常生活中能用得上的口语。除了学习日常会话，课堂上还有一些比较轻松、但也属于常识性的内容，例如，上海历史简介、市区划分、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等。有一次，应学生的请求，在一次课上特别介绍了上海值得参观的两个景点：外滩和豫园。

历史上，外滩曾是远东重要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沿黄浦江陆续建起了风格各异的建筑，包括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和中国银行大楼等。这些建筑见证了上海从开埠到近代国际都市的发展历程，也使外滩赢得了“远东华尔街”的称誉。而豫园则是一座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园林，园内的建筑体现了经典的江南古典园林风貌，九曲桥一带是一片热闹的庙市和商场区，那里集中了茶馆、点心店、饭店、手工艺品店和纪念品商店等等。另外，如果有机会逛豫园，一定不要忘记品尝那里的各种特色点心。

这时，有位学生突然问我，中国人是否吃狗肉。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奇怪，但随后那位曾经到过中国的学生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经历，甚至把个人见闻当成了对中国饮食习惯的普遍描述。他忙不迭地讲述自己在中国吃狗肉、青蛙肉的经历，说得兴致勃勃，言辞也越来越粗俗。他甚至谈到了驴肉的味道，以及所谓对人体的好处。不知道他这种说法究竟是从哪位中国人那里学来的。

眼看话题逐渐偏离了课程内容，我不得不打断他，设法把课堂重新引回语言教学。于是我岔开话题，讲解了德语中的一个从地名Schanghai衍生的动词 schanghaien，这个词与英语中的 to shanghai 意义相近，既可指以欺骗或强迫的方式把人弄上船充当水手，也可引申为诱骗或强迫某人做某事。

那位“话痨”学生再次插话，半开玩笑地警告其他学生：“Ihr sollt aufpassen, nicht schanghait zu werden（你们要当心，不要被人拐骗了）！”我打断了他，提醒大家，旅行时应注意食品卫生，不要食用来源不明或未经充分加热的肉类。某些受感染的肉类可能含有旋毛虫（德语：Trichinen），食用后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按照教学计划，经过一个学期的12次课，学生们应该能够应付简单的日常交际，例如打招呼、问路和购物。然而，每次开始新课时，我发现他们仍然很难脱离讲义，复述已经学过的基本会话。也许是专业课程的压力太大，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汉语学习，教学进度因此一再延后。我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也只能尽量鼓励他们，经常督促他们继续学习。

中学时期，英语老师曾引用一位德国哲学家的名言——“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the lif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鼓励我们学习英语。如今，在这位哲学家的故乡，我用一句德语鼓励学生学习汉语：“Chinesisch ist für euch ein Werkzeug, mit dem ihr spaeter Kohle machen koennt（汉语是你们以后用来‘扒分’的一种工具）。”这句话多少给了这些年轻人一些学习的动力。

学期末，我按照学校的要求组织了一场期末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主要考查汉语拼音规则；口试则由每位考生抽取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考题，将其中的几句德语日常用语翻译成汉语。笔试中有一道题是：“汉语拼音的ma有四种声调，请说明它可能表达的四种意思。”所有人都写下了同样的答案：“Mutter（妈）”、“Hanf（［大］麻）”、“Pferd（马）”、“schimpfen（骂）”，准确无误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假期里，我在学校遇见了几位学生。他们谈起各自的假期生活：有人参加了实习，有人正在申请德国企业在华合资公司的职位，也有人刚从国外度假回来。说起汉语学习，有人仍能复述大部分学过的日常用语，也有人坦言，自己的水平已经退回到一个学期前，但所有人都肯定了汉语课带给他们的收获。

回想起来，学生们参加这门课程的动机各不相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有所差异，因此，教学进度难免有些缓慢，实际效果也未必尽如人意。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毕竟愿意花时间去接触一门陌生的语言，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授课者，我已尽可能给他们传授了入门的一些知识。至于这些知识最终能留下多少，又会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无从知晓。不过，我至少曾为他们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己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2026年10月，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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