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装现场到电梯检验站 (1993—1995年):液压电梯事故、技术学习与安全反思
回顾自己三十多年的电梯职业生涯,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1993年年底的珠海前山工业区的一座新建厂房里。这家工厂叫日本积家公司,是一家生产缝纫机的日本企业。当时,日本积家生产的缝纫机主要出口欧美市场,技术水平相当先进。缝纫机的机壳采用铝合金制造,而有些部件却相当沉重。因此,工厂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需要搬运大量设备、零部件和成品。
积家公司的两栋新厂房,每栋共有三层,每层楼高大约六米,是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工业厂房。为了满足生产运输需要,两栋工厂安装了四台液压电梯,其中两台载重量达到五吨,另外两台为一吨。五吨液压电梯在当时的珠海,是前所未有的大型设备。我记得邝敏经理曾经对我形容那两台电梯的液压油缸:“那个油缸就像爱国者导弹那么大!”后来我到了现场,发现他这个比喻还真不算夸张。
当时,我进入珠海创发电梯有限公司已经大约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一直跟着安装队在工地工作,先后接触和参与安装了日本日立和三菱的电梯。这些都是当时技术水平相当先进的进口电梯,使我对现代电梯的机械结构、电气控制和安装方法有了初步认识。但是,液压电梯对我来说,还是一种全新的设备。当时的珠海,没有能够独立安装这种大型液压电梯的专业队伍。
积家工厂的四台液压电梯,是由一家日本熊株式会社生产的,但由其台湾代理公司提供的指导的。台湾公司在珠海寻找具有专业能力的电梯企业承担安装工作,最后委托了我们珠海创发电梯有限公司。不过,创发公司自己也没有安装这种大型液压电梯的经验。因此,公司从广州请来了一支安装队,负责现场施工。
公司需要派一名自己的技术人员到积家工厂,负责安装监督和现场协调,同时学习液压电梯的技术,为将来接手维修保养业务作准备。经过考虑,邝经理决定派我去。
我认为,这个决定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我有机械工程的知识基础。液压电梯的机械结构、液压系统、油缸和动力装置,与我的专业背景比较接近。
相比之下,另外几位新招聘的大学生大多学习工业自动化,但对液压机械系统未必比我更熟悉。公司还有另一位机械专业毕业生,叫黄征阳。不过他当时刚刚大学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我已经有三年多的社会工作经历,不仅做过机械维修和设备管理,也接触过大量工厂和企业管理人员。
因此,我不仅具有机械工程的专业知识,也有一定的现场组织和对外协调能力。对于积家这样一家日本企业的项目,这种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
虽然公司没有正式任命我为项目经理,但实际上,我承担的工作已经具有项目管理的性质。广州来的安装队负责具体施工,而我代表珠海创发公司,在现场监督安装进度、协调施工条件,并与积家工厂方面保持联系。安装队的工人具有一定的安装经验,但在与日本企业的管理人员沟通、协调施工资源等方面,未必十分熟悉。因此,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并不算陌生。与此前在安装工地当小工相比,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明显变化。
学习台湾师傅的液压电梯技术
不过,公司派我到积家工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学习液压电梯的调试和维修技术。积家工厂的四台液压电梯,虽然由广州安装队负责施工,但设备的关键技术,特别是液压系统的调试,需要依靠台湾方面的技术人员,其中有一位叫陈志强师傅。
公司希望我能够在安装和调试过程中,尽可能掌握这些技术。因为电梯安装完成以后,还需要长期进行维修和保养。对于一家电梯公司来说,安装工程虽然能够带来收入,但维修保养业务才是长期、持续的业务来源。
如果创发公司将来接手积家工厂四台液压电梯的维修保养,就必须有自己的技术人员了解这些设备。这也正好符合我当初选择电梯行业的想法。我在1994年决定进入电梯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了电梯的长期维修保养业务。如今,公司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直接接触一种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的电梯技术,而且还是大型液压电梯。我自然非常珍惜。在这个项目上,我不仅要监督广州安装队的施工,还要留意台湾技术人员如何调试液压系统,尽可能把这些技术学到手。
一次意想不到的职业转折
现在回头看,积家工厂这个项目之所以重要,是它改变了我在公司里的工作角色。进入创发公司最初的三个月,我一直在工地上从事繁重的安装工作,但那时的我仍然只是一个刚刚入行的年轻大学生。而积家项目给了我第一次独立承担现场协调和技术学习任务的机会。
我的机械工程专业知识、过去几年的工作经历,以及在广东工厂积累的社会经验,终于开始发挥作用。我也第一次发现,自己此前在亲戚企业里吃过的苦、接触过的工厂和积累的经验,并没有白费。那些经历虽然让我受了很多委屈,却使我比一般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更熟悉工厂现场,更懂得如何与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者打交道。
正是这些经历,使我能够在进入电梯行业仅仅三个月以后,就得到这样一个机会。
有时候,过去看似毫无价值的苦难,会在后来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转化为一种实际的能力。积家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不过,这个项目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全是技术上的进步和职业上的机会。
积家工厂的死亡事故
日本积家工厂最初安装的是两台五吨液压电梯。在我的印象中,这支广州安装队相当可靠,为人老实,做事认真,也愿意配合我们的现场管理工作。两台五吨液压电梯安装完成以后,接下来就是安装另外两台一吨液压电梯。
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公司有一位工程部徐经理。徐经理原来是上海迅达电梯厂的技术人员,长期在香港、澳门一带从事电梯技术工作,具有相当丰富的专业经验,技术水平也很好。得知积家工厂还有两台一吨液压电梯需要安装以后,他提出自己认识一支安装队,可以承担这项工作。于是,他介绍了一位叫刘强的安装队负责人。刘强带来的是一批江苏南通人。由于徐经理的关系,公司不仅把积家工厂的两台一吨液压电梯交给了他们,还把另外几个重要项目交给了这支队伍,其中包括珠海红塔集团的日立电梯安装工程。
但这支安装队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好。他们不仅态度傲慢,施工质量也存在明显问题。
例如,在安装日立电梯的层门时,他们没有采用规范的吊线方法来确定垂直基准,而是简单地使用水平尺进行安装。有些安装尺寸控制得很差。更令我难以接受的是,他们甚至不制作安装样板,只是在井道上部钉几块木板,挂上吊线,就开始施工。
“丑话应该由我来说!”
积家工厂两台一吨液压电梯开始安装以后,我仍然负责现场协调和安装监督。第一次与刘强的安装队约定见面时,我就遇到了麻烦。我们约好上午九点到工地,但我按时到了以后,却迟迟不见他们的人影。等了很久,他们才陆续出现,而且一个个态度傲慢,似乎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刘强一见到我,就对我说:“咱们丑话说在前头。。。。。。这个工程你交给我,你就回去吧!”
他的意思非常明确:既然安装工程已经交给了他们,我就不应该继续留在现场监督。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我真的把工程交给他们,自己回公司去了,那我在这个项目上还有什么价值?更何况,这也违背了公司安排我到现场工作的目的。听刘强这样说,我当场就顶了回去:
“你跟谁丑话说在前头?这句话应该由我对你说,不是由你对我说!”
双方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正面冲突。回到公司以后,我立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副总经理韩文慧小姐。韩小姐是北京人,性格比较直爽。我把刘强的态度和他试图把我赶出工地的事情告诉她以后,她也觉得这支安装队的做法很不像话。
公司既然派我到现场负责协调和监督,安装队就没有理由要求我离开。因此,我仍然留在积家工厂,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过,这也使我与刘强安装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他们不愿意接受我的监督,而我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尽量以工程为重,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两台一吨液压电梯的机械安装逐渐完成以后,接下来就是电气接线和调试工作。这时,刘强他们又试图让我离开。他们说,接线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我管。
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对这套液压电梯的电气系统根本看不懂,真正开始接线时,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连接。而在此之前,我已经利用现场工作的机会,认真研究了设备的电气图纸和接线资料。我知道,对一台电梯来说,电气接线是了解整个控制系统非常好的机会。每一根电缆从哪里来,连接到哪个端子,控制什么设备,起什么作用,都可以通过实际接线逐步弄清楚。因此,我主动承担了大量接线工作。我把电缆一根一根接到相应的端子上,一边接线,一边研究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我不是为了替他们干活而干活,而是利用实际工作,把自己不懂的技术学到手。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学习方法。对于工程技术,单纯看书往往不够。只有亲自动手,把图纸、设备和实际工作过程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原理。
虽然我帮助安装队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对我的态度并没有改善。相反,他们似乎越来越不欢迎我留在工地。有时候,安装过程中需要某些工具,他们自己没有,我就去找积家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借。但工具借来以后,他们却不归还。由于工具是我出面借的,日本方面自然会来找我。这使我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既不能不帮助安装队,也无法强迫他们立即把工具还给日本工厂。更过分的是,有时候我在工地上工作,竟然有人从背后向我扔石头。石头朝着我的头部方向扔过来。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我的恶意刁难,而且具有明显的危险性。我当然非常愤怒。但考虑到工程还需要继续,公司也需要顺利完成安装,我始终尽量克制自己,没有把矛盾进一步扩大。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既然公司把这个项目交给我,我就应该尽力把工作做好。至于这些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我可以暂时忍耐。然而,我没有想到,这个工地后来竟然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
经过一段时间的安装和调试,两台一吨液压电梯终于接近完工。按照安排,第二天珠海市劳动局的有关人员就要到现场进行验收。因此,我需要在验收前再做一次检查,确认电梯的运行状态和安装情况。那天中午,我事先与安装队约好了时间,准备到现场进行最后检查。当我来到工地时,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我记得,刚到现场时,两台电梯看起来都处于正常状态。
我在现场找了一圈,没有发现安装队的人,于是从A栋走到B栋,顺便检查另一台电梯。但B栋也没有人。我正在现场查看时,积家的一名电工李伟突然跑过来找我。他说:“那边那台电梯怎么不动了,你过去看一下!”我立即跟着他赶过去。
我先跑到二楼,试图打开电梯层门。但门打不开。于是,我又跑到三楼,从三楼打开层门,向井道里面查看。这一看,我发现情况不对。在二楼层门附近,似乎有一个人被夹在电梯轿厢与井道前墙之间。我进一步查看。这时,我才确认:一个人被夹在那里,已经没有反应了。我意识到,现场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事故。
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现场遇到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人在自己工作的工地上遭遇如此惨烈的事故。我当时完全吓坏了。整个人惊慌失措,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几乎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我只知道必须赶快报告,让其他人来处理。于是,我立即跑去通知创发。
我推测,死者想到轿顶去拿工具。他呼叫电梯从一楼上行,但油压电梯反应慢,在轿厢尚未准确到达二楼平层位置时,便提前打开了二楼层门。此时,轿厢与二楼地面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高度差。他可能试图从层门处进入尚未进入平层区的轿顶,却在过程中失足,跌入轿顶与井道之间的危险间隙。随后,电梯又继续完成上行运动,使他被夹在轿厢与井道结构之间。这是我根据当时所见情况,事后作出的技术推测。
死亡事故发生以后,第二天,珠海市劳动局便开始调查。有关人员找我了解事故经过,询问我当天什么时候到达工地、做了哪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现电梯发生故障,以及后来是怎样发现死者的。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这种正式的事故调查。当时的气氛相当严肃,给我的感觉甚至有些像审讯。我只能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他们。虽然我能够说明自己当天的活动和发现事故的过程,却无法准确解释事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回头看,我当时对事故原因的判断,远没有今天这样清楚。
对于这起事故,我当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据我所知,我没有参与可能导致事故的具体操作,也未目睹事故发生的瞬间。而且,在此之前,刘强安装队一直排斥我参与他们的工作,甚至多次要求我离开工地。这些情况,我早已向公司管理层反映过。因此,我认为自己不应当为安装队的具体危险操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我在事故报告中,用了一个“擅自”进入轿顶,这个词引起了刘强强烈的反对。
事故调查开始以后,公司副总经理韩文慧小姐找到我谈话。刚开始,她的态度还比较客气。但谈着谈着,我逐渐感觉到,她似乎想把这起事故的一部分责任引到我身上。这一下,我真的生气了。因为此前刘强安装队如何排斥我、刁难我,甚至试图把我赶出工地,韩小姐都是知道的。
我已经多次向公司反映过有关情况。现在出了人命,却似乎要让我来承担主要责任,这让我无法接受。我当场对她说:“你怎么不把徐XX揪出来!”。 徐是公司的工程部经理,也是他把刘强这支安装队介绍到公司,并安排他们承担积家工厂的安装工程。既然要调查责任,就应该从安装队的选择、施工安排和现场管理开始调查,而不是只找我这个刚刚进入电梯行业几个月的大学生。我还向韩小姐明确表示:“如果公司需要我承担一部分责任,你可以把事情跟我讲清楚。为了公司,我可以考虑作出一些牺牲。“但是,你不能莫名其妙地叫我来顶缸!”
这番话说得很重。但我当时确实已经忍无可忍。
一年后,我在珠海劳动局做电梯检测时,我又遇到了一次这个安装队。感觉他们对我有非常深的敌意。在测试轿顶安全钳后,我脱离轿厢,拉开厅门,恢复轿顶检修开关后,电梯立刻向下急驶,我好在抓牢了门框,一下子冲了出去。当时他们需要短接安全回路来复位安全钳开关,但由于迅达的门回路在安全回路中,他们竟然短接整个包括门回路的安全回路!
后来对南通来的安装队或工程队一律非常厌恶,我的工作道德是;即使被客户压价很厉害,但只要接受了这个项目,即使不赚钱,也要把事情做好。这样才有可能发展,才有可能受到客户的喜爱和尊重。
后来有一次我参与了珠海小天鹅酒店的电梯检测,那台电梯的轿厢在运行时吱吱响。我就知道安装队没有把难以使用工具来拧紧的螺栓,如轿厢靠墙一侧的螺栓拧紧,而是用手一拧就不管了。我就问安装对的领班:“你们是哪里来的?“。答:”我们是上海的“。我说:”你们一看就是南通来的“。那个领班赶紧解释:”电工是上海的,钳工是南通的“。南通人那时在中国电梯业很活跃,当然也有好的。但后来视乎消声匿迹了,这应该和他们的做派高度吻合。
第一次安装北京迅达电梯
迅达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电梯企业之一 (或者没有之一)。早在1980年,瑞士迅达便与中国方面开展合作,后来在北京建立了合资工厂。在改革开放初期,迅达长期是中国电梯市场的重要供应商,产量和销量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因此,在进入这个工地以前,我对迅达这个品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真正参与安装以后,我却发现,它的产品与我此前接触的日本日立、三菱电梯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现场安装以及技术管理方面,给我的印象非常不好。
当时北京迅达提供的电梯,主要采用ACVV交流调压调速技术。在那个年代,ACVV仍然是一种实际应用的电梯驱动方式,但与已经开始广泛发展的变频调速技术相比,存在明显的技术局限。更让我失望的,是它的控制系统和产品制造方式。
我此前接触的日本三菱电梯,已经具有很高程度的工厂预装配和标准化水平。
例如,许多电气线路在工厂就已经接好,到了工地,只需要按照编号把相应的插头连接起来。大量线路采用预制和插接方式(如汽车电缆一般),现场需要手工接线的工作已经很少。日立电梯虽然还有一些电缆需要现场敷设和接线,但总体上也具有比较完善的工厂预装配体系。然而,北京迅达的情况完全不同。它发到工地的许多设备,竟然还是一个个分散的零部件。不仅电气线路需要大量现场接线,就连某些机械部件也没有在工厂完成必要的装配。这让我非常难以理解。而且发货非常粗放,比如7层的电梯,不需要补偿链,但随机零件,一定会有补偿链的导向轮。后来我还卖过这种没用的导向轮给一家意大利的公司的调试人员。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安装轿顶上的反绳轮时,需要把一根轴装入相应的零件中。按照正常的机械制造工艺,这类具有一定配合要求的轴和零件,应该尽可能在工厂利用合适的设备完成装配。至少应该使用专门的压装工具,确保安装精度,避免损伤零件。但北京迅达把这些零件分散发到了工地。我们没有合适的压装设备,只能使用大锤,把轴硬生生敲进去。结果,轴虽然装进去了,但其中一端已经被敲得严重变形。我当时就想,这根轴将来如果需要拆卸维修,恐怕很难再取出来。
作为一个学机械工程的人,我对这种安装方式尤其反感。因为这不仅增加了现场安装的工作量,而且可能直接影响设备的安装质量和后期维修。在我看来,能够在工厂完成的精密装配,就不应该留到条件简陋的工地上,用大锤来解决。
制造企业应该利用工厂的设备、工艺和质量控制能力,尽可能减少现场安装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日本电梯企业做得明显更好。通过这次安装,我第一次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制造企业在产品设计理念和制造管理水平上的差距。现在北京迅达早已经不在了,而且是30多年前旧事,所以我可以把这件事描绘出来,应该不至于惹上麻烦。而且我愿意相信中国迅达一定早就吸取教训,改掉了这些问题。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细节可以玩味,比如迅达电梯的门锁,不仅是双门锁,而且是“点对点”的门锁,非常难以调整,导致门故障频发。日本电梯则是“双点对面”的单门锁,而且日本电梯的轿厢门锁开关和厅门门锁开关还是彼此独立,并与安全回路也完全独立。日本电电梯的机械部分,基本不可调节,而欧洲电梯的设计,把大量工作留给现场,处处可调整。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其技术友好性远远不如日本电梯。
电梯安装完成以后,接下来就是调试。我和另外一位大学生周贤昌,都很希望能够亲自完成这台迅达电梯的调试。但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这套控制系统有许多特殊的调试要求。有些电位器和调整装置,并不是简单地调到某个位置就可以了。我们发现,有时候即使把电位器调整以后再恢复到原来的位置,电梯的运行状态仍然会发生变化,甚至出现异常运行。
最后,电梯的调试工作还是由徐经理完成的。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仍然无法弄明白的控制系统,他却能够熟练地进行调整。当时我真有一种五体投地的感觉。这才是真正掌握了厂家核心调试技术的人。不过,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徐经理并不愿意把这些技术教给我们。每当他进行关键调试时,总会安排我们去做其他事情。例如,他会叫我到楼下去:“你下去帮我按一下那个按钮。”
等我回来以后,他已经完成了某些调整。至于他究竟调整了什么、按照什么顺序操作,我们根本看不到。我当然理解,一名工程师掌握的专业技术,是他多年工作积累下来的经验,不愿意外传的心理。但我始终认为,既然公司招聘了年轻大学生,就应该尽可能培养他们。他身为工程部经理,处处留一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愿意学习、愿意动手的年轻人,更应该得到有经验的工程师指导。徐经理的技术能力很强,这一点我非常尊重。但在培养年轻工程师方面,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好。
我后来自己成为高级工程师以后,始终非常愿意无保留地向年轻人传授技术,在国外,我甚至把可以注册成专利的技术都给发表了,如我的分时双轿厢电梯技术。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技术能力固然重要,但能够帮助下一代工程师成长,同样是一种价值。技术不应该仅仅成为个人保持优势的秘密,也应该成为可以传承的知识。特别是在自己退休后,也能得到提携过的年轻人的尊重。
迅达电梯项目结束以后,我回顾自己进入电梯行业以来的经历,发现短短半年时间,竟然已经接触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电梯。首先是日本日立电梯,其次是日本三菱电梯。
然后是日本熊牌液压电梯, 最后是北京迅达电梯。这些电梯的机械结构、驱动方式、控制系统和安装工艺各不相同。
通过亲自参与安装、接线和调试,我对不同厂家产品的特点有了相当直观的认识。
尤其是日立、三菱与迅达之间的差别,使我开始学会从工程设计和制造管理的角度比较不同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刚刚进入电梯行业时相比,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机械专业毕业生。我开始具备一定的电梯安装经验,也初步了解了不同控制系统和驱动技术。对于一个刚刚进入行业半年的年轻工程师来说,这样的经历非常宝贵。而真正让我进一步扩大技术视野的机会,很快又出现了。
春节以后,邝经理找我谈话
1995年春节以后,我回到珠海创发电梯有限公司上班。有一天,邝敏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一件事情。由于珠海创发电梯有限公司与珠海市劳动局有合作关系,劳动局下属的特种设备检验站需要增加一名电梯检验人员。他们希望创发公司能够借调一名技术人员过去,协助开展电梯检验工作。邝经理决定派我去。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愿意。因为我知道,进入劳动局的检验机构以后,就不再只是接触自己公司安装的电梯,而是有机会接触各个厂家、各种型号的电梯。这对于学习电梯技术,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后来我才知道,公司不仅继续给我发放原来的工资,劳动局方面还另外提供每月四百元的补贴。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很好的安排。
为什么又是我?
公司决定派我去劳动局以后,有些同事不太理解。最近聊起往事,他们问我:“为什么派你去,不派别人去?”我认为,这个决定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在我们这批新招聘的大学生中,5个学习的是工业自动化,这些人春节过后,这5个人因受不了条件艰苦就跑了3个。而机械专业毕业生只有我和黄征阳两个人。黄征阳刚刚大学毕业,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而我不仅接受过系统的机械工程教育,还曾经在青岛的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一年半,后来又在广东从事过一年多的机械设备维修和管理工作。因此,在机械设备、工程现场和社会工作经验方面,我具有独特优势。
其次,我的工作态度和对外协调能力,也已经得到公司管理层的认可。特别是在日本积家工厂,我独立承担过现场协调和安装监督工作,与客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处理过不少复杂问题。我认为,公司正是综合考虑了这些因素,才决定派我去劳动局。这再次说明,我进入电梯行业以前积累的工作经验,并没有白费。
江涛站长与我的专业背景
进入劳动局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人。他就是检验站的江涛站长。后来我才知道,早在创发公司招聘大学生的时候,江站长就已经参与过有关人员的挑选。当时,他看到了我的简历和大学毕业证书复印件,便认为我的专业背景非常合适。所以我很可能是他点名要去劳动局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劳动局的特种设备检验工作,主要涉及锅炉、电梯和起重机械等设备。其中,电梯与塔式起重机都属于机械设备与电气控制相结合的专业领域。而我在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习的,正是建筑起重机械,特别是塔式起重机。我毕业以后,又在青岛的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了一年半,对塔式起重机的实际应用和施工现场也比较熟悉。因此,在江站长看来,我不仅有相关专业学历,而且具有实际工作经验。这样的背景,正好符合检验站的需要。因此,我一直非常感谢江站长。他不仅认可了我的专业背景,也给了我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机会。
检测站的苏宇航,苏工,与我同龄,我不愿意叫他“苏工“,因为听起来像“叔公“,给他占辈分上的便宜。现在他是珠海特检院院长了,对我也很好,特别他是没有本地人的优越感,他曾和吴灿说:“阿谅这个人不简单“。还有美丽的韦小姐,这些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珠海是特区,大家都是新移民,没人在乎你的家庭背景。其实我本人是高级知识份子家庭出身,我父亲还是13级干部,高干的最小一级。但我的身份认同就是农民工里的大学生,更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所谓的”高干子弟“。这个是我最喜欢珠海的地方,没人在乎你爹是谁,也没人因为你的出身卑微而搞你。我祖籍就是珠海,广东人有个特别好的地方,比如我和你有仇,有人找我调查你,希望我检举揭发你。但我不会揭发你,我就是知道你的证据我也不说。同样道理,你也不会揭发我。否则两个人互相咬,最后就是同归于尽。我由于此前曾在上海亲戚处工作一年多,对此尤其感慨!
从安装工地走向全市电梯检验
进入劳动局检验站以后,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我开始跟随检验站的人员,到珠海不同的工厂、酒店、商业建筑和其他项目进行电梯检验。这意味着,我有机会接触大量不同厂家的电梯,我可以观察不同厂家的机械设计,了解各种控制系统,也可以通过实际检验发现不同设备的特点和问题。同时,我开始接触大量电梯用户、物业管理人员和企业负责人。这些人后来都可能成为电梯维修保养或改造业务的潜在客户。当然,当时我并没有立即把他们都看成客户。但这段经历确实使我对整个珠海电梯市场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在1990年代中期,电梯还是一种价格相当昂贵的设备。当时,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远没有今天这么高。而进口电梯的价格却非常高。以日本日立、三菱等品牌为例,我记得当时业内有一种按楼层估算价格的方法,大约每层需要十万港币。这当然只是当时某些项目的粗略估算,不同型号、速度和载重量的价格会有很大差异。但它足以说明,当年的进口电梯确实十分昂贵。一栋建筑里,电梯往往是价值最高的单项设备之一。而今天,中国房地产的单位面积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当年,同时,由于中国电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电梯设备的实际价格反而大幅下降。
在劳动局检验站工作期间,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经常有客户请我们吃饭。通常,我们上午到现场进行电梯检验。中午,接受检验的企业或者有关负责人就会安排饭局,招待检验人员。在当时的珠海,三五百元人民币就可以吃上一顿相当丰盛的饭菜。对于刚刚进入社会不久的我来说,这种场面并不常见。最初参加这些饭局时,如果桌上最后剩下一点好吃的菜,我甚至会把它夹过来吃掉。后来,我慢慢发现,在这种商务宴请场合,这样做似乎显得不够得体。于是,我开始观察其他人怎样吃饭、怎样说话、怎样与客户交流。渐渐地,我学会了在餐桌上与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社会经验的积累。因为在工程行业,专业技术固然重要,但如何与客户沟通、如何建立信任、如何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处理人际关系,同样非常重要。
由于我每天跟随劳动局的检验人员一起工作,许多客户并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从珠海创发电梯公司借调过来的。他们往往以为,我就是劳动局的正式工作人员。因此,在与客户接触时,我也逐渐感受到,检验人员的身份与普通电梯安装公司的技术人员有很大不同。过去,我代表的是一家电梯企业。现在,我参与的是设备的安全检验工作。客户对我们的态度更加正式,也更加重视我们的专业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江涛站长和其他同事对我的工作表现也比较认可,甚至想再从南京建筑工程学院找一个毕业生过来,为此我还找过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找过机电系的领导。
总之,我认为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职业发展和独立创业,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个收集技术资料的宝贵机会
在劳动局检验站工作,还有一个对我特别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接触大量电梯技术资料。当时,新的电梯产品进入当地市场时,厂家通常需要向有关检验部门提交相应的技术文件,以供审核和备案。这些文件可能包括产品说明书、电气原理图、安装资料以及其他技术文件。
对于检验站来说,这些资料主要用于了解产品和开展检验,但并没有人去看这些资料。但对我来说,它们却具有极高的学习价值。因为我一直希望掌握不同厂家的电梯技术。只要有机会接触相关资料,我就会认真阅读。在当时的条件下,我还会把一些技术文件复印下来,作为自己的学习资料。
通过这种方式,我逐渐收集了大量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电梯技术资料。这极大地扩展了我的知识面。过去,我只能通过自己实际参与安装的几种电梯来学习技术。而现在,我可以通过技术资料和现场检验,同时研究更多不同的产品。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电梯虽然品牌很多,但基本原理具有共通之处。只要真正理解机械结构、电气控制和安全保护原理,就能够逐步掌握不同厂家的产品。我开始从学习某一种电梯,转向学习整个电梯行业的技术。那时侯,我的一个朋友开始称呼我为“电梯字典”。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1856期(cm2610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