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阳：从柯切托夫的小说想到苏联解体

柯切托夫（1912—1973）是苏联作家、记者和文学活动家，出生于俄罗斯诺夫哥罗德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毕业于列宁格勒的一所农业技术学校，曾从事农艺等工作。1944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年至1973年，他担任苏联文学刊物《十月》杂志主编，并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进入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了去斯大林化进程。在那段时期，政治与文化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文学创作和思想讨论的空间有所扩大。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解冻”时期（The Thaw）。不过，这种变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长期高度集权统治所形成的政治与思想秩序虽然开始松动，但文化领域的开放始终有着明确的界限。

在“解冻”思潮引发的文学论争中，柯切托夫是苏联文坛保守派、正统派和新斯大林主义文学阵营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解冻”思潮，认为其中的一些倾向会损害苏联的政治制度，并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打开方便之门。他将小说作为表达政治立场、参与意识形态论争的工具，创作了多部具有鲜明论战色彩的作品。

最早接触柯切托夫的作品是在“文革”期间。在那个几乎没有书可读的年代，偶然读到了1958年版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书中一个名叫阿尔连采夫的人物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通过勾引女秘书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借助别人的手做坏事。当时，我并不了解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明白，这是一部回应“解冻”文学思潮的作品，表达了维护传统苏联意识形态的立场。当年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个人物；至于全书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则是多年以后才逐渐理解的。

《州委书记》（1961年）也是我读过的柯切托夫的作品，当时属于内部发行的书刊。这部小说描写了苏联干部在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氛围中所产生的思想困惑，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文艺界人性论和自由化思潮的忧虑。这本书原是家中的藏书，却因为我当年的幼稚，最终没能保存下来。事情是这样的——

当工人的那几年，我曾与几位同事走得比较近。大家都喜欢谈论文学创作和写作，我也因此对他们缺乏戒心，把家里的几本书借给他们，其中有《州委书记》、老舍的《出口成章》，还有一本已经记不起作者姓名的《写作基础知识》。没想到，最后他们都以一句“找不到”为借口，一本也不肯归还。这几次借书的经历，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借出去的书收不回来，自然令人心里不快；我实在没有想到，竟然会碰上如此不讲信用、说谎话不脸红的人。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这件事仍然让我耿耿于怀。

后来，我还借阅过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这部小说描写了西方情报机构策划的渗透活动，企图拉拢苏共官僚特权阶层的后代，从思想和文化领域影响苏联社会。在作者看来，外部势力的渗透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间谍活动，也可能通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作用。小说结尾，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向年轻人发问：“年轻人，你到底要什么？难道你要苏维埃政权垮台吗？”具体措辞我已记不清，大意如此。这既是小说人物对年轻人的质问，也寄托了作者对苏联制度前途的忧虑。在柯切托夫看来，年轻一代对西方自由与富裕生活的向往，可能成为动摇苏维埃制度的因素。然而，小说所发出的警告，终究无法消除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不满，更无法阻止人们对西方自由社会的向往。

大约在1990年，我在德国遇到了几位从苏联来德国进修的奖学金生。他们普遍对西方生活颇为羡慕。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似乎也很喜欢向外人诉说自己在苏联的不如意，言谈之间流露出某种自卑感。他们在苏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清一色拥有苏联的“副博士”学位。按理说，来到德国进修，本应抓紧时间学习，开阔眼界，拓展学术视野。可据我的观察，他们当时似乎更关心如何挣钱。其中一人后来因涉嫌毒品交易被警方抓了起来；另一个则每天跑到建筑工地上“扒分”，靠搬运建筑材料挣钱。挣到钱以后，他还不忘骂工地老板是“吸血鬼”。

与这些人的接触，给我留下了颇为复杂的印象。一方面，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选择，却与我原先对苏联知识分子的期待有所不同。尤其令我困惑的是，有人一边努力从西方社会获取经济利益，一边又用“吸血鬼”之类的词语指责雇主。这种言行之间的反差，当时让我颇感意外。那时，我脑子里曾经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也逐渐失去对本国制度和生活的信心，那么，这样的制度还能维持多久？果然在一年后，也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

柯切托夫曾在小说中警告年轻人，不要因为向往西方的自由与富裕生活而背离苏维埃制度。然而，文学作品中的警告，终究无法代替现实社会对自身问题的回应。一个制度能否长久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为人们提供足够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个人发展的空间。

从年轻时阅读柯切托夫的小说，到多年以后在德国与苏联留学生交往，再到亲历苏联解体，这些经历跨越了大约二十年。今天回头看，我越来越觉得，文学作品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讲述了什么故事、表达了什么立场，也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人们在忧虑什么、捍卫什么，又在怀疑什么。柯切托夫试图捍卫自己所认同的制度，但并未认识到，缺乏社会监督和反对党制衡的专制制度、僵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极高强度管控、用强制劳改和政治迫害手段镇压、消除异见人士——这些才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今天重新回忆起柯切托夫的小说，我想到的已不仅是作者当年的忧虑，还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启示：当人们逐渐对自身的制度失去信心时，制度的崩塌或许就不再遥远了。

2026年10月，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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