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我们都用错了意识形态标签

中期选举虽然结束了，但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之争恐怕不会随着计票的结束而终结。共和党人将众多民主党候选人贴上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并警告说，美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阻止共产主义的接管。民主党人则予以反击，称一些共和党候选人是法西斯主义者、威权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并警告说，民主本身正面临威胁。双方似乎都决心要从对方手中“拯救美国”。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固然都值得警惕——我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生活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地狱之中。民主并非自动驾驶汽车，其乘客必须时刻关注路况，质疑方向，并在发生碰撞前修正方向。然而，不加区分地将带有历史色彩的标签贴在政治对手身上，本身就会损害民主，并最终损害民主本应保护的生活质量。

第一个问题是概念上的混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用来描述特定政治经济理论、实践和制度的概念。如果草率地将它们应用于当代美国，往往会造成更多误解而非阐明真相。

以社会主义为例。那些主张扩大福利项目、对富人增税或加强政府干预的政治家，常常被右翼人士称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左翼内部也有一股日益壮大的派别欣然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标签。然而，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倡导财富再分配，与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扼杀市场、将经济生活置于中央政治控制之下，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我对此深有体会。在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私营企业几乎被消灭殆尽，经济决策由政治权威支配，意识形态上的服从决定了人们的机遇和生计。苏联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其结果是长期物资短缺、经济效率低下、强制措施盛行以及个人自由被摧毁。相比之下，北欧福利国家维护了私有财产、竞争性市场、企业家精神和政治多元化。无论人们对它们的税率或福利政策有何看法，它们都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也面临着同样的概念混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绘的资本主义与当今的政治经济格局相去甚远。斯密设想的市场中，竞争能够约束生产者，消费者拥有真正的选择。他也深知垄断和串谋的危险。然而，如今最大的企业掌握的资源堪比相当规模国家的年度经济总量。一些科技公司影响着公共话语的边界，控制着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甚至影响着交战国的军事能力，星链在乌克兰的作用即是明证。然而，私人权力却不受制于与政府权力相同的宪法约束。

历史上，政府与资本的关系常常被描绘成一场争夺主导权的斗争。而当今的美国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异常强大的政府与异常强大的企业并存，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这种融合引发了关于竞争、问责、政治影响力以及公众信任等一系列问题，而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分类却无法对此做出充分解释。

特朗普总统一方面谴责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的政府却谋求直接入股包括英特尔在内的私营企业，并与战略矿产生产商达成协议，这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这并非美国政府首次持有私营企业股权；此前的干预，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干预，都可作为先例。然而，此类产业干预挑战了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与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之间的传统界限。

同样，一个一向被视为推崇自由企业的政府也大规模加征关税，并对国际贸易进行大量政府干预。这些政策或许有其合理的国家安全或产业目标。我的目的并非在此评判这些政策的优劣，而是要说明，沿用至今的意识形态标签多么不适于描述当今的政治经济现实。当概念不再能阐明现实时，它们也就不再有助于严肃的政策辩论，反而会沦为攻击政治对手的武器。

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的指控，我们也应保持同样的谨慎。我们有充分理由审视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对机构独立性的攻击以及对宪法约束的漠视。但美国与希特勒的德国、普京的俄罗斯或习近平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民众可以公开批评总统、组织反对力量、发表不同意见、诉诸法院挑战政府行为，并通过投票让现任者下台。这些自由并非无关紧要的差异，而是宪政民主的本质特征。

将所有令人不安的行政权力行使都称为法西斯主义，会削弱我们识别真正威权主义危险的能力。反之，将所有对民主侵蚀的担忧都斥为党派歇斯底里，同样是不负责任的。民主的警惕性需要的是精准，而非夸大其词。

第二个危险更为严重：意识形态标签加剧了政治极化，使理性讨论和有效治理变得越来越困难。一旦反对者不再是有着不同诉求的同胞，而是被贴上共产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妥协就变成了背叛，分歧就变成了道德战争。医疗保健、移民、税收、工业复兴、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等问题，其评判标准不再是实际后果，而是倡导者的意识形态身份。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无法长久繁荣。

民主的独特成就并非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提供各种制度，使拥有不同利益、价值观和信仰的人们能够协商达成可行的妥协，并找到共同目标。然而，当代美国政治却日益给人一种印象：民主制造分裂，而非化解分歧。

这种看法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国界。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曾把美国民主视为威权统治之外令人鼓舞的另一种选择，如今看到的却是政治瘫痪、相互敌视和对制度的不信任。威权政府则乐于利用这些形象，宣称民主天生就无法有效运转。

因此，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仅仅关乎军事实力、工业能力或人工智能，更关乎哪种政治制度能够带来繁荣、稳定、创新和公众信任。一个分裂的美国会削弱其调动国家资源、维持战略承诺以及说服他人认识到自由优势的能力。

美国民主必须拿出成果，而不是制造分裂。但它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并非通过消除意识形态分歧。左翼和右翼都拥有宝贵的见解。左翼强调社会保障和公平；右翼则强调自由、责任和市场的生产力。双方的分歧是自然的，而且往往是有益的。危险始于任何一方走向极端，把片面的真理奉为绝对的教条。

一方的极端主义也会滋生另一方的极端主义。双方都以对方的过激行为为由，为自己的过激行为辩护，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激进主义在其中相互强化。

东西方文明都早已认识到这种危险。刻于德尔斐神庙的古希腊格言“凡事勿过度”就体现了一种克制的原则。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同样教导我们，智慧需要平衡、适度和审时度势的判断。这两种传统都不提倡消极被动或放弃信念，而是都告诫人们不要让信念演变成狂热。

美国现在需要能够恢复民主政治中的文明礼让、增强中间偏右和中间偏左力量，抵御各自极端势力的领导人。温和并不意味着凡事折中、和稀泥。它意味着对宪法原则绝不让步，同时以思想上的谦逊、充分的证据和积极协商的意愿来处理实际问题。

近一个世纪前，中国著名思想家胡适面对的是一个饱受贫困、政治分裂和意识形态斗争蹂躏的国家。当时，国民党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则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胡适却敦促同胞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的呼吁几乎无人理会。意识形态战争吞噬了中国，造成了数十年的苦难，其后果至今仍影响着我们。

美国不是中国，两国的国情截然不同。但胡适的警告超越了国界和历史时期。美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着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通过给对手贴上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标签来解决。

来源：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议报首发https://yibaochina.com/archives/25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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