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天,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疾风暴雨般的“四大”(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和大串联)和造反夺权之后,山西和全国一样,各个机关单位、大中小学和厂矿企业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很快,大家就因为对大大小小当权派的分歧意见,分成了势不两立、跨越全省的两大派(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由一开始口诛笔伐的文斗演变为武斗,由拳打脚踢发展为冷兵器长矛大刀,再以后发展为枪炮和其他近代火器。两派都建立了武斗据点,实行了武装割据。7月23日,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达了“7·23布告”,解放军进驻了各个武斗据点,拆除了工事,两派武斗人员坐在一起办学习班。山西省维持了两年的武斗终于结束了。
当父亲看到自己的三个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经年累月,虽然没有参加武斗队,无心向学、荒废学业,日复一日地参加两派活动,浪费“一寸光阴一寸金”求知学习的黄金岁月和大好年华时,他心急如焚,痛心疾首,深恶痛绝,经常在劳改回家后劝阻孩子们,要学习知识本领,哪怕学些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也好。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劳动之余,疲惫不堪的父亲常常半坐在躺椅子上一言不发,愁容满面,痛苦地凝视着儿子们整天无所事事、进进出出,眼神里的意思是在说:你们这样下去“咋个办耶?”(怎么办)。当时他的儿子们并不十分理解父亲的劝告,也不以为然,因为当时甚嚣尘上的主流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心想您老读了一辈子的书,甚至到美国留学,最终却落得如此被批判的下场,而且还株连到我们。为什么要求我们和您那样去读书呢?难道希望我们将来得到和您同样的下场?所以,我们对父亲 的教诲熟视无睹,置若罔闻。
“位鄙莫劝人”。可怜的父亲,在外面受到批判,受尽了侮辱和歧视,在家里也碰到“儿子造反”,不敢将他的见解点破,多次欲言又止,没有话语权。他的心在滴血,在煎熬。
孩子们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当个工人,做一个光荣的“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一员,改变自己的家庭成分。因为那时粮食限量供应(成人一月28斤,其中只有6-7斤白面,其余都是玉米面、红面、小米等粗粮)。物资非常匮乏,副食品也凭票供应:猪肉(每月半斤)、蛋(每月半斤)、油(每月3两)、白糖(每月半斤)。年轻人常常饿肚子,除了过年,平时甚至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们家的情况要比普通人家好很多,我甚至产生了找个餐馆做饭的“大师傅”工作的强烈愿望,至少可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当然,当时整个社会并不知道吃到“脑满肠肥”是一件不好的事,反而非常羡慕当年为数不多的“胖人”和他们所从事的那个“随便吃馒头,随便吃猪头肉、过油肉”的职业。
一、走投无路
我们太谷中学的全部初高中学生,在停课闹革命三年之后被遣送回家。农村的同学直接回家务农,城市的同学回到各个街道和机关单位。我们家在太中读高中的文炳和读初三、初二的文焕和我也回到了农学院家属连等待分配工作。
从1969年下半年起,太谷县和其他周边县陆陆续续招工。许多“红五类”和家庭虽然有“历史问题”但是已经调查清楚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被招入铁工厂、纱厂、兵工厂、电杆厂、建筑公司、煤矿、砖厂、果树场、食品公司等单位,成了新一代的“工人阶级”,还有的同学参加了解放军,成了光荣的战士。
因为父亲是留美教授,政治上属于“美国特务嫌疑”,虽然经过1955年肃反和文革清队期间的“隔离审查”,证明父亲历史清白,连个国民党都不是。但是因为当时正值清队中期,农学院政工组出具的政审材料依然写着:“美国特务嫌疑,没有定案”。以致没有招工单位敢招收我们兄弟三人。幸运的是,果树场招工的是农学院毕业生,了解我家情况,大哥文炳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被招了进去。这也是因为革委会贾主任出面干预,农学院才同意放人。
由于父亲属于政治历史问题未定案(美国特务嫌疑),受到株连,我们多次参加招兵招工,甚至连煤矿、砖厂、建筑公司都与我们无缘。在太谷上山下乡插队之前,临汾建筑公司当时在太谷县招工还有20个名额没有完成。招工代表童师傅看到文焕、文灿两兄弟身强力壮,很想招他们,但是因为政治审查无法通过。童师傅甚至要求到农学院政工组去查看他们父亲龙志的档案,遭到了拒绝。
童师傅最后对文焕讲:“你父亲若是现行反革命,昨天枪毙定了案,我今天都要你们。看农学院给你们兄弟出的政审材料:‘其父张龙志,美国嫌疑特务;其母曾桂琴,历史不清。’你父亲的问题永远搞不清。但是如果能让我看看你父亲的档案,就可以要你俩。”
父亲在1970年清队期间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招工报名和插队欢送会的情况:
1970年5月11日
孩子们也逐渐认识到,我害了他们。
我们的孩子们开始还抱有幻想,总希望我的问题不会太严重,对他们不至于有较大的影响。可是这种幻想,越来越与客观不符合了。
开始他们想当人民解放军,结果不行。那时他们也知道入不了伍。所以,思想波动还不很大。
有一些工厂,如753(利民机械厂,军工单位)、太谷纱厂向学校要人时,要的人数有限,轮不到他们,他们就有点思想波动。手工业、服务行业向学校要人时,兽医院向学校要人时,他们虽然也报了名,但是也没有结果。只有苗圃要临时工时,谁去都行,他们感觉不到什么。
最近介休工程队向学校要合同工,要的人比较多,他们也报名了,还幻想他们有希望去。结果呢,名额虽多,但是招工的同志坚持原则,宁缺毋滥,那就是,凡是清队对象没有定案的子女,一律不收。他们的伙伴中,其父亲不是清队对象的,愿去的都走了。他们的认识明朗了,我害了他们。第三个孩子说:“反正怨你自己,还是你不好,不然别人可以定案你就定不了。”我爱人也站在孩子们一边,她说,“咱们害了孩子们了。”孩子们采取了消极的办法,向我斗争。
我想,消极抵制仅仅是孩子们向我造反的开始。很有可能,不少的清队对象,不久可以定案处理。而我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将会把他们较长时间内挂起来。那时他们会越来越比较孤立,因为他们的小朋友在学校的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分配了工作了。还可能骂我一生,说真倒霉遇到了,那个坏蛋父亲害了我们一生。
为此我也感觉到,我有罪,孩子们无罪,是我害了他们。但是这种思想也不很正确。孩子们是国家财产,他们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对他们要争取的,要关怀的。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家庭中,中我的毒很深,他们的品质与劳动人民出身的以及非清队对象的孩子们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需要在艰苦条件下得到锻炼和改造。如果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有些工作不能分配给他们,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如果说,我害了他们的话,那就是他们中了我的毒较深,而不能说,因为我是清队对象,致使许多工作不能分配给他们。这件事,我也不再去想它了,想也没有用处。
1970年8月11日
有两件事易于引起我的思想波动:定案处理没有我;学校散发太谷县招工处填写的表格没有我们孩子们的。
最近阳泉砖瓦厂来太谷招工,孩子们照例报名了,可是人家说,家里没有定案的不要。昨晚听说,发了4个孩子的表,家里父亲够杠杠(注:指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没有发。我就对孩子们说,定案是很要紧的,可是,定了在杠杠以上也很麻烦,我的意思是定了案在杠杠以上,和挂起来一样。然而事情的情况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今天听说有些孩子,他父亲定案在杠杠以上,可是从宽处理了,也给了表,而且很有希望到阳泉去。我体会到,一个人挂起来,一家人都挂起来的味道了。这都怨我不好,影响了孩子们的出路。当然,有些政治条件比较好的,还不想到砖场去,咱们的孩子则对于找个工作,如饥似渴,有工作就好。文灿说:“想去的不能去,能去的不想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重温这一伟大教导,倍觉亲切。
1970年9月6日
孩子们争取到临汾参加工程队的事,以不成而告终。
招工组的意见:没有定案,也可以但应当把问题的范围书面写出。虽然嘴上有人向招工组谈过问题的范围,可是书面写出学校政工组有困难。后来招工组的人要求看看档案,因为档案是国家机密,不能随便让人看。这次招去的人员有白峰、刘启新、谷大水,他们三人是我们孩子的好朋友。昨天下午,小虎又去找招工组的人,人家不理睬他。其实条件并不怎样严,只要家庭历史清楚就行。已定案的不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地主出身的,人家都考虑。
我的问题不解决,虽然学校推荐也不好解决,因为人家考虑为什么没有定案,既是没有定案,也要求知道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哩。
那时文焕和我感到世界如此之大,竟然没有我们两个20多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的立锥之地,不胜沮丧。文焕与招工师傅谈完话后回到家里,对天哀叹:“老天爷,给我们一条活路吧!”不巧被隔壁的父亲听见了,父亲后来告诉文焕,听见这句话刺得他心痛。
当然我也万万不敢“反抗”,只是自己剃了个光头,甚至幻想自己能够休克上几年,等那段窒息的政治压力过去后再苏醒过来,能够和其他人一样找个工人的工作,过上正常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兄弟和其他“牛鬼蛇神”子女一样,到了后来只能集体上山下乡插队。到了8月底,我们陆续听到一些关于插队的消息,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好友杜谦(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到我家对我们说:“2-3天后见分晓。”果然,太谷县于9月初期开始动员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待业青年”到农村插队。学校一共有20多位子弟被发送到50里外的范村公社插队,范村公社在太谷县属于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因为农学院是“臭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时候大学不招生,教授在社会上也没有地位,他们的子女在太谷县也受到“特殊照顾”,被分配到比较艰苦的地方劳动锻炼。文焕属于他们太谷中学班级里唯一的插队生,我则和范福田(兄弟在押)同学属于全班唯二的插队青年。我的同学陈春苗当时刚刚被临汾冶金建筑公司招工逃脱了插队,说:“你们去的‘工厂’比我们的大。”他说得对,农村插队不用政治审查,谁都可以去。还是贫下中农好。
二、上安接纳
我们一起插队的同学,除了少数太谷中学的外,大部分是农学院小学部的应届生。到上安村插队落户的有7个男生:我们兄弟,王锐、王铁兄弟,刘世平,陈国樑,全力(其中陈、全二人是我们太中的同学)。女生有8人:李马琳,李猴亲,吕宪民、吕为民姐妹,候晋华,靳邻邻,孟国凤和甘大姘。
另外,农学院子弟杜谦,刘启明,程伯瑛、程仲琨兄弟,廖闻天,陆薇,孙熔,田建平,黄鹂等人则在范村公社的坪上大队插队(在上安村北面2-3里路)。农学院子弟郭晋风、郭栋生兄妹和吴剑则自己选择去离家较近的东庄公社大峪平大队插队。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消息。正值文焕和我准备插队、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之际,9月12日,农学院奉上级之命,给补发了文革期间扣发的工资。文革初期父亲原来201.5元的工资被扣至60元,时长27个月,一共补发了3820.50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款项。虽然政治上还没有解放、属于审查对象,经济上却先翻身了。这真是雪中送炭,父母亲为我们购买了雨鞋、军用雨衣、球鞋和绒衣等,还准备了换洗的衣服和行李被褥,一副送儿出征打仗的样子。父母亲的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在9月下旬,我受父母恩惠去了太原购置一批衣服,顺便找老朋友刘世平在山大二院的舅舅,给我的左眼旁侧做了一个小脂肪瘤割除手术。虽然瘤子不大,却在骨头上留下了一个小槽,舅舅形象地说“滴水穿石”,我印象深刻。也是无巧不成书,在回太谷的火车上,背着大小包裹的我竟然碰见了从小到大的梦中情人和她的朋友。文革中我们家威风扫地,曾经有朋友开玩笑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们当时已经在太谷果树所找到了工作,而且都是新婚燕尔,丈夫都是农学院大学生。她们两个春风得意,刚刚结束与太原丈夫的短暂团聚,也要搭乘火车回太谷。我们地位悬殊,我无言以对,仅仅客套地颔首点一下头,觉得很是尴尬。也许老天爷特意安排了这一次在插队之前的会面,以这种方式告别。
1970年10月7日,是我们插队的日子。父亲在繁忙的劳动改造之中还不辞劳苦,步行到4-5里外的太谷县灯光球场欢送会场默默送行。儿子们当时竟浑然不知,是多年后看了他的日记才知道的。处于父亲当时的地位,他这样低调也可以理解。父亲知道儿子们受他的株连,真诚希望他们改变成分,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不要世世代代株连下去。大哥文炳特意请假一天,从20里外的果树所回到太谷县专程参加欢送大会,并且随车到上安为我们送行。下面是父亲当天的日记:
1970年10月7-8日
今天学校、太谷县欢送首批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焕、灿两儿子到范村公社、上安大队去了。
我本来不拟欢送他们,所以按时到猪场喂猪去了。工友同志们说我应当送他们去,在工作完毕后,我到灯光场参加欢送会,看着他们走了。太谷县革委会、社队的贫下中农,为了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而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费尽了苦心、作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安排。我衷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对于伟大领袖为青年一代指引的这条航道,我现在比过去有些体会,但体会不深,了解不透,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从事实看出他的伟大意义来。
三、上安历史
上安村是一个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原名金牛村,村民以牛姓为主。据牛氏现存家谱记载,明末清初,宗祖牛思明迁居山西太谷,定居金水河畔,繁衍成为村落。历史上在清代鼎盛时期,该村曾有1000余户、5000多人。
上安村呈古堡式布局,原有六道城门,现存三道堡门。村庄西南临金水河,东北为悬崖沟壑,通村路口修有三道堡门,二、三道门之间形成天然瓮城,防御体系完备。
村中央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的“三益楼”为过街戏台,唱戏时搭起台板,不唱戏时拿掉台板即为通道。总兵院(牛天畀提督府)为叠筑二层的窑洞式建筑,气势宏大。原上安小学所在的四合楼院为明代“下窑上楼”式建筑,砖雕精美。其他民居多为三合院、四合院,砖木结构,厢房为一面坡,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村中建有用于防洪蓄水、防止水土流失的翻井。村北翻井重修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井深约50米,至今仍在使用。村中南门翻井建于清乾隆元年,顶部曾建娘娘庙。
历史上村内曾建有永宁寺、佛爷庙、关帝庙、文昌庙、娘娘庙、魁星阁等十余座庙宇,现仅关帝庙部分建筑存留。村内及周边建有四通八达的古地道,可通向村外,且多与村中水井相连,地道内遗存石制灶台、土炕等生活设施。
上安村坐落在一块几平方公里的土丘之上,当时没有公路相通。村南面有一条金水河,沿着河道可以开车通往外面的公路网。如果去范村,则需要步行翻过一道3-4里路的高梁(前十几年已经在这道梁上开拓了公路,刘世平、文焕和我曾经为修这条公路捐献过几千元)。
四、落户上安
农学院派遣了一位中层干部梁银庆,跟随我们一起劳动两周,深入了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解决我们思想和生活中的问题。国家给每个插队生有250元的安置费,用于建造房屋、购置农具和生活用品。上安村有许多祖传的房屋,所以给我们安排了个小院,有三间房和猪圈。另外给我们派了一位拿工分的专职厨师牛大伯。牛大伯性格和善,是个曾在解放军当过兵的退伍军人。他唯一的儿子牛栓虎是民兵队长,虎头虎脑,比我们大很多(后来用电击狗子,不幸触电身亡,此乃后话)。
刚刚落户不久,村里就按照上级安排进行了“认阶级,认门户”的行动。村贫协主任牛大爷带领我们一户一户、挨家挨户去认识老贫农。有位单身牛大爷是五保户,大约70多岁,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常给我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说他见过国民党军队“意大利的黑飞机”。他常常搭乘马车、汽车到公社和县民政部门讨要救济金。在村里我们也见到几个地富分子,家里贫困潦倒,不能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大田劳动,每天的工作就是挑大粪。见到这几个人,我们突然觉得好像见到了自己父母亲的同类,心里满是同情与怜悯,怎么也恨不起来。
我们插队不久,感觉到每天都有许多剩饭剩菜白白浪费掉。我就利用回家的机会,到了父亲1957年亲手创办、而当时正在劳改的南猪场,去购买了两头刚刚断奶的仔猪(记得是1.5元一斤,一共花了20多元)。带回上安后,一头像巴克夏的小猪后来死掉了;另外一头则是父亲所培育的“内本”(内江猪与太谷本地猪杂交一代),生命力极强,生长很快。
上安地处丘陵地带,有很多野鸡(当地叫石鸡)和野鸽。我去榆次看望在晋华纺织厂的范卯生(他父亲是个石匠,曾经在农学院工作,我们在一起长大),在他家碰到了农学院小学部的徐琳老师和坪上插队的陆薇。顺便在土产公司购买了一支火枪、铁砂和黑色火药带回上安,闲暇之时就去打野鸽子和石鸡。那时候猪肉紧俏,难得有一点野味改善同学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喂猪有剩菜剩饭,晚上常常被一只野狗偷吃。我和朋友们埋伏在一边准备好火枪,等到半夜那只狗又来偷吃时开枪射击将其击伤。哪知道那狗是住在村外静乐县移民家养的,闹将起来,说是那狗是他们宋家的一口人,要求赔偿。村支书牛拴狗特别开会解决,说我们不可能赔你们家狗,仅仅道歉一下,不了了之。那条狗再也没有来过了。
1970年冬天,王锐和我参加了王公水库的建设,我们的任务是记工员。工地上的任务是爆破开采石料,十分繁重。我们在工地上溜溜达达记记工分,最后竟然忘记了给自己记工分。我们在工地上也看到了王公公社的北京知青,那是春节前后,大部分知青已经回家了。和他们交谈起来,发现都是高中生。他们说绝对不会一辈子呆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想方设法回到北京。他们和农村的后生们打群架,动了刀子吓退了农村后生。拿出一尺多长明晃晃的短刀给我们看,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和村里人关系很好,万万不敢和他们动刀子,我们也没有刀子——如果是那样,就等于阶级报复,罪该万死。
上安村有一所小学校,学校里有一个篮球场,篮筐是自制的,比较小。我们用安置费买了一个篮球,经常和以民兵队长栓虎为首的村民进行篮球赛。每次比赛都引来不少村民观看,而且我们常常赢球。栓虎有时输得恼羞成怒。我们知青队王铁和全力个子高(1.8米以上),世平、文焕和我都很结实,技术都不错。我们远近闻名,有时也去邻村甚至范村公社去参加比赛,胜多负少。
大概在1971年春天,农学院小学部宣传队来上安村进行慰问演出。上安村的戏台就是村中心的一座楼台建筑(三益楼),中间有一条通道可以通马车,也可以防洪排水。演戏时中间搭上木板就是戏台了。小学部的演出非常精彩,引来许多农民兄弟观看,甚至邻近小村的村民也赶了过来。我们村还联合邻村坪上的农学院知青举办过一场文艺演出,有大合唱、小合唱、器乐合奏。大部分节目都是歌颂伟大领袖的红歌。坪上村的孙熔演唱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小常宝的唱段“八年前”,唱功不错,反响很好(这是年前农学院和山西仪表厂联合排演此剧打下的基础)。
知青和农民一起参加大田劳动,我们几个男生都学会了抽烟。休息时大家都抽烟,既能减轻疲劳,互相递烟也可以增进感情交流。村民们喜欢一边抽烟一边唠一些黄色浑段子,一些玩笑我们当时还听不懂。有些光棍晚上偷偷跑到新婚或已婚夫妇窗下听房,听到夫妻之间的闺房私语,然后在休息时公之于众,也是一种娱乐。有时长得好看的男孩子会被几个后生追赶,按倒脱下裤子玩弄一番。大家并没有恼怒,事后男孩子起身拍拍土、穿好裤子,大家欢欢喜喜一起起哄,一笑了之。据说村里过去民兵开会,就是一群男的追赶一群女的,女的四散而逃,最后形成一对一的情况。如果女的看上男的,两厢情愿,就找个僻静的地方幽会,许多人因此成了夫妇。男欢女爱是人世间的天伦之乐,在偏僻的农村更是如此。
文焕和我插队后,基本上没有受到憨厚朴实的农民兄弟任何歧视,反而受到了同情与怜悯。偏远地区的农民老实淳朴、善良好客。因为干活积极肯干,插队后不久,我便在知青点第一个加入了共青团。按照我的家庭政治面貌,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确实应当感谢上安农民兄弟对我们的收留、安置和宽容,让我们了解到了社会底层农民的疾苦,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与工作。
插队后,父亲多次去信鼓励儿子们严格要求自己,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在他看来,年轻人不吃点苦,就不知道什么是甜。但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希望,还是他们能够继续读书,走他过去走过的道路,鼓励他们“自己为自己创造前途”,掌握知识本领,将来为国家所用。这个思想在当时“读书无用”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主流意识形态下,不仅是“胆大妄为”,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虽然文化革命让他这个读书人因为自己选择的“科教救国”道路而遭受批判,饱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迫害,但父亲对年轻人求知读书教诲的初衷却始终那样执着。他的信心和远见高瞻远瞩,不同凡响,为当时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的儿子们指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自救道路。但是,他的儿子们当时并没有马上理解并接受父亲的劝告。
五、卧薪悟道
插队8个月后,我便被村支书第一个推荐到了太谷县油刷社当学徒工。虽然工作不理想,但却是一份离家近、有技术的工作。不久,文焕也在离家50里的太谷范村电机厂当了翻砂学徒工,月薪都是18元,同属太谷县手管局下属单位。虽然我们都找到了工人的工作,但属于地位低下的集体所有制“手工业单位”,和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单位”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仅工资低、待遇差、工作时间长,而且规模、技术、设备都是二三流的,一般人都不愿意去。但对于饥不择食的“牛鬼蛇神”子女来说,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当时也确实有政治条件更差的青年未被录取。
平心而论,应当感恩那些单位不嫌弃我们的“家庭出身”,使我们能有那样的机会脱离农村,回到了父母身边。也正是在勉强当了手工业工人后,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儿子们才对父亲苦苦劝学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理解,才有了后来发奋自学成才的条件和机会。
我甚至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还有科举制,普通百姓还可以通过“十年寒窗”达到改变地位的目的,至少还有出头的盼望和个人奋斗的途径。伟大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写出气势磅礴的诗篇和五卷雄文,也是和他曾在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省立师范学校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有关。
不到20岁的我,1971年一开始工作是在太谷县油刷社做学徒工,不久被派到位于太谷县东门外的农学院工地工作。他每天穿一身沾满油漆的衣服,在自己长大的校园里手提油漆桶,东家进、西家出,油漆粉刷,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还记得“张龙志的三儿子是个油刷工”,我觉得有点尴尬,抬不起头来。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此时的我竟然和当年在铭贤中学打工时的父亲同龄,又在同一个校园里,不过中间隔了40年时间。所不同的是,父亲当年虽然打工,但是半工半读,工作和学习目标明确;而我则是一片茫然,一头雾水,还需要在工作中慢慢感悟,定位人生目标,寻找人生道路。
“磨难可励志”。作为油漆工在社会底层挣扎,又加上“狗崽子”的家庭身份,我慢慢开始领悟到自己不学无术、无力服务社会。因地位低下,甚至到了谈恋爱的年龄,没有一个女孩子正眼看他一眼。这时才逐步理解了父亲苦苦劝学的一片苦心与美意。虽然父亲被批判走“白专道路”,人家好歹还是“留美教授”。四十年前在父亲20岁时,人家步行千里到铭贤学校,就在同一个校园里做过扫地工,后来在发电厂加油,人家打工的目的是为了求学。自己打工的目的是什么?他想到自己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迫失学,无法立足社会,只能出卖劳力,实际上连“白专”也不是,如何才能在手工业单位熬出头呢?如果不求知上学,一辈子的最高目标就是一个普通“匠人师傅”,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左思右想,借用《水浒》中梁山好汉常说的一句话自叹道:“今生今世终不成只这般休了!”
忙于辗转于不同的油漆工地、每天爬上爬下的我终于感悟到:如果每天不用上班,能够在学校一心一意、专心致志读书学习,那是多么不可奢求的幸福与愉快的机会!而自己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时,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因为不用读书考试而欢呼雀跃,那是多么愚昧无知。他甚至有了辞职不干、返回去重新上高中的想法。但是那时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中。太谷县正规重点高中也缩短了学制(从3年缩短为2年),还增加了许多学工和学农的内容。农学院子弟学校本来是间小学,文化革命中间顺便上马变成了个“戴帽高中”,教师、教材和设备也达不到文革以前高中水平。在当时“读书无用”的形势下,学制短,教材差,师资水平低。学生无心学习,教师无心上课,大家都在混日子等待毕业分配或插队。自己也没有必要丢掉工作去插班比自己小3-4岁的小孩堆里重新学习高中数理化。其实,此时我面临的是求学无门的形势。
“求人不如求己”,我痛定思痛,耳边响起了父亲常常教导的一句话:“努力学习,自己为自己创造前途!”我突然觉悟,决心自学,不顾同学的讽刺挖苦和大形势的宣传批判,开始反叛。
说干就干,于是偷偷把家里文化革命以前的初中、高中的几何、三角、函数、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英语书籍找出来自学。反反复复一章一节地学习课文,学习例题,一道道地解作业题,一个个地背诵英语单词。温故而知新,那些书本知识让他感到仿佛回到了久违的中学课堂,回到了可爱的老师身边,感到了抓住青春黄金岁月学习知识、提升自身的充实与欣慰。
1972年,通过父亲老同事冀一伦先生太太王雅芬的关系,认识了太谷手工业局局长陈有福,他爱人罗玉珍是母亲桂琴的四川老乡,终于把老二文焕从50华里外的范村电机厂调回太谷农机厂。文焕回到太谷不久之后,我告诉文焕:“我们只有走父亲安排的‘穷则思变’一条路,别无选择。”文焕心领神会,也加入了自学行列。文焕脑子聪明灵活,解题方法简便,两个“打虎亲兄弟”从文革插队起就同命相连、相依为命,现在又互相鼓励自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其乐融融。
父亲多年愁容满面的脸上开始有了点笑容,他老人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一向勤俭节约、胆小怕事的他,破例为孩子们买了半导体收音机,甚至暗暗大胆鼓励他们收听《美国之音》,学习“英语900句”节目——那在当时属于“偷听敌台”罪。一天,父亲从新华书店回来手抱三本老版《简明英汉词典》送给三个儿子,乐呵呵地说这书解禁了。父亲千方百计为孩子们创造学习条件,一再和他的老朋友陆智良、冀一伦、陈经纲、郭定成、江家成先生打招呼,帮助孩子们学习数理化和英文。几年之后,他们基本上靠自学学完了高中数理化课程,甚至学习了大学的《微积分》,英文口语和阅读也取得了进步。
虽然表面上看,孩子们当时找到的是同代人中最差的工作,但他们却在青春黄金岁月里有了意外收获: 1)得到了父母亲自学成才的“指点迷津”,鼓励、鞭策、监督和救赎; 2)得到了社会这个大课堂的无私教育,在社会最底层学习磨练; 3)得到了自学成才的学习动力,及时利用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大好年华; 4)得到了山西农学院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
不能不说,他们当时得到了上苍“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的“恩赐和救赎”,实际上在同代人中属于最大的幸运。因为几年之后形势突然变化恢复高考,他们都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和研究生。
所以,“磨难是恩典,梅花香自苦寒来”,吃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事物自然有其“相反相成”和“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属性。还是回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孔孟之道。
沁园春·读文灿君插队前后往事感怀
王钦德
2026.11.07
乱世汾郊,浊浪横流,岁月萧萧。
叹黉门久闭,青春虚掷;家遭疑案,去路全遥。
招工程阻,投名屡败,四海茫茫觅一瓢。
长嗟处,幸上安古里,容我耕樵。
劳身未负良宵。赖村众相怜,举荐相邀。
向手坊学艺,油漆磨志;灯窗研卷,典籍为桥。
老父吞愁,犹传劝学,暗置书篇慰寂寥。
春雷至,仗经年苦读,直上青霄。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1859期(cm261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