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良勇：从“造反有理”到“我记不清了”

——暴君、暴民与极权制度的邪恶共振如何制造历史灾难

2026年9月16日晚，出席纽伦堡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6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近50位人士，共同观看了周勍先生拍摄的文革纪录片《我记不清了》。

1966年，西安第三十七中学发生严重的学生暴力事件。教师王冷、王伯恭遭迫害致死，多名教师被殴打、重伤甚至致残。几十年后，周勍把镜头对准仍然健在的受害者家属、亲历者、旁观者，以及被认为参与过迫害的人。面对当年的血腥往事，一句极其平常的话反复出现：

“我记不清了。”

这五个字，成为影片最沉重的主题。令人震惊的不只是当年的残酷暴行，更是几十年后仍然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惧、逃避与沉默。当受害者难以公开讲述，参与者不愿面对责任，历史真相被有意无意地掩埋时，一个社会丧失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辨别善恶、追究责任、防止悲剧重演的能力。

从1966年的“造反有理”，到几十年后的“我记不清了”，贯穿其中的是一条可怕的政治链条：暴君之恶、制度之恶、群体之恶、沉默之恶和遗忘之恶。 这正是我所说的“邪恶共振”。

所谓邪恶共振，是指在缺乏权力制约、法治保障和社会自治的政治环境中，最高统治者、政治制度、执行机构及普通人身上的恶相互激发、相互放大，形成远远超过任何单一主体所能制造的系统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邪恶共振最典型的历史案例之一。

一、暴君之恶：毛泽东如何把政治迫害变成革命正义

文革以后，人们常常把暴力归咎于红卫兵的疯狂和残忍。这当然有其道理，亲手殴打、侮辱、迫害他人的人，不能逃避个人责任。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那些原本在课堂上听课的十二三岁、十四五岁的孩子，为什么突然认为殴打老师是正义的？为什么敢于羞辱老师、剃阴阳头、挂牌游街，甚至把老师活活打死？

答案不能只从少年的性格中寻找。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偶然集体变坏。真正发生的，是最高政治权力首先颠倒了社会的善恶标准。

在正常社会中，学生殴打老师是犯罪；在文革的政治语言中，一旦老师被定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或“阶级敌人”，迫害老师就可能被美化为“革命行动”。

暴力的政治合法化，先于暴力的大规模爆发。暴民不是暴君的对立面，而往往是暴君制造出来的政治产品。

毛泽东发动文革，首先制造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敌我世界。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社会上有“地富反坏右”，还有随时可以扩大的“黑帮”“牛鬼蛇神”和“反革命”群体。

一旦被贴上敌人的标签，一个人便不再是教师、父母、同事或邻居，而成为可以被羞辱、剥夺权利甚至迫害的对象。政治分歧被改写为阶级斗争，思想争论被改写为敌我冲突，对普通人的迫害被包装成革命义务。

1966年8月，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所谓“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并支持全国采取类似“革命态度”的人。在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程度的中国，最高领袖的一句“支持”，绝不是普通人的个人意见，而是具有巨大政治动员力量的许可。

毛泽东虽然也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同时鼓励造反、冲击既有权威、打倒所谓阶级敌人，并对不断扩大的社会混乱采取纵容态度。更何况，挂牌、游街、抄家、非法拘禁、强迫认罪和人格侮辱，本身就是暴力。抽象的“不要武斗”，不能抵消整个政治运动释放的暴力许可。

毛泽东不仅是文革的最高政治发动者，也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暴力教唆者、恐怖制造者和社会破坏的最高许可者。他不必亲手殴打任何人，就能够通过领袖崇拜、敌我划分和政治动员，让无数人相信迫害他人是在履行革命义务。

“破四旧”就是典型例证。焚烧古籍、毁坏文物、破坏宗教场所、抄家和侮辱老人，都可以披上革命外衣。砸东西不再叫破坏，抄家不再叫侵犯，烧书不再叫摧毁文化，迫害他人不再叫犯罪，而统统被称为革命。这种由最高权力推动的价值倒置，使普通人的恶迅速突破道德底线。

二、制度之恶与群体之恶：从革命口号到施暴拳头

但是，仅有毛泽东一个人，不可能亲手迫害全国千千万万受害者。最高权力的政治意志，还必须经过庞大的制度和组织网络，才能转化为遍及全国的暴力。

中央文件、党报广播、学校组织、红卫兵团体、批斗大会以及各级政治机构，把抽象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具体的迫害对象和行动。最高权力制造敌人概念，基层组织制造敌人名单；最高权力提供政治许可，基层组织提供实施现场；最高权力提出革命口号，狂热群体把口号变成拳头。

这就是暴君之恶、制度之恶与群体之恶的结合。

更可怕的是，极权制度不仅能够释放人性中的残忍，还能把普通人的恐惧、虚荣、报复欲和权力欲转化成施暴动力。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突然获得命令教师低头、下跪、认罪的权力，可能沉醉于这种反常的权力体验。在“别人都参加”“不参加就可疑”“打得越狠越革命”的群体压力下，责任被分散，善恶被颠倒，暴力不断升级。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施害者天生邪恶，也不能以制度影响为借口免除个人责任。恰恰相反，邪恶共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就在于一个邪恶制度能够把普通人的弱点放大成现实的罪恶。

三、沉默之恶：恐惧如何制造“可耻的看客”

大规模政治灾难不仅依靠施暴者，还依靠旁观者的沉默。

纪录片中，王保民回忆自己目睹王冷遭受酷刑，却没有勇气站出来制止，只能偷偷流泪。他后来把自己称为“可耻的看客”。

这句话揭示了文革恐怖统治的另一面。在那个年代，同情被批斗者，就可能被视为同情阶级敌人；公开反对暴力，就可能使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恐怖不仅笼罩受害者，也控制着旁观者的思想和行动。

当少数人施暴、多数人沉默时，施暴者看到的便是无人反对。沉默强化了施暴者的胆量，施暴又加深旁观者的恐惧。恐惧制造沉默，沉默纵容暴力，暴力进一步扩大恐惧。这又是一轮邪恶共振。

当然，出于恐惧而沉默的人，与主动杀人施暴者不能承担同等责任。但正视这种差别，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沉默的社会后果。

因此，文革责任既不能全部推给毛泽东，也不能以“群众疯狂”为借口淡化毛泽东的最高责任和首恶罪行。没有最高领袖制造的敌我政治、个人崇拜和造反许可，青少年不会突然获得迫害教师的政治权力；没有基层组织和大量参与者的积极行动，最高领袖的意志也不可能转化为全国性灾难。

暴君制造暴民，暴民执行暴君意志；制度把二者连接起来，彼此激励、彼此放大。

最高统治者承担最高政治责任，制度设计者和组织者承担相应责任，直接施害者承担行为责任，旁观者则必须面对自己的道德选择。责任各有等级，不能相互抵消。

四、遗忘之恶：从“造反有理”到“我记不清了”

《我记不清了》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周勍没有让镜头停留在1966年的暴力现场，而是继续追问几十年以后，人们如何面对自己经历和参与的历史。

曾经的恐惧仍然存在，曾经的羞耻不愿触碰，曾经的利益关系仍然制约人们的言行，政治禁忌也没有完全消失。当年因为恐惧而不敢阻止，后来因为羞耻而不愿承认，再后来便以一句“我记不清了”结束追问。

当然，不是所有遗忘都是恶。年老造成的记忆衰退、创伤引起的回忆困难，都不应受到道德谴责。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有意逃避责任，以及政治权力对历史真相的压制。

当本来应该公开调查的历史成为禁忌，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变得模糊，本来应该纪念的受害者被迫沉默，遗忘就不再只是个人记忆问题，而成为一种政治性的恶。

“造反有理”使暴力获得正当性，“我记不清了”则可能使施害者逃避责任。前者解除施暴的道德禁忌，后者消解追责的社会压力。两者构成了同一场历史灾难的不同阶段。

五、历史责任与现实警示：谁在延续文革的遗忘机制

毛泽东的最高责任绝不能被“群众也有责任”冲淡。普通暴民实施具体迫害，但毛泽东制造了政治迫害的制度环境和思想条件；普通人挥舞拳头，但最高权力改变了挥舞拳头的政治含义。

真正的文革反思，不能只问谁打死了王冷、王伯恭，还必须追问：谁制造了一个可以打死老师的时代？谁把教师变成阶级敌人？谁组织批斗？谁参加迫害？谁沉默旁观？谁后来逃避责任？又是谁使社会长期缺乏公开调查、司法追责和历史纪念的制度条件？

只有把这些问题连接起来，才能完整认识文革和现实的罪恶机制。

更令人忧虑的是，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数十年，但中共当局始终没有允许社会对文革历史进行充分独立的调查、公开讨论和制度性追责。习近平执政以来，官方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历史叙事管理和对独立言论的限制，使揭露历史罪恶、追究政治责任面临更多障碍。

如果说毛泽东是文革暴力灾难的最高政治责任者，那么习近平则应当为其执政时期压制历史真相、强化政治禁忌和延续制度性遗忘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

历史遗忘绝不是一件小事。一个拒绝承认罪恶、拒绝追究责任的政权，不仅剥夺了受害者获得公正的机会，也剥夺了整个民族从历史灾难中汲取教训的权利。

六、打断邪恶共振：以真相、良知、自由与法治终结历史悲剧

周勍的纪录片没有代替法庭审判历史，却以朴素而有力的镜头提出了无法回避的追问：当专制寡头再次把某些人宣布为敌人时，我们是否还会盲从？当群体再次以崇高理想为名伤害无辜者时，我们是否敢于拒绝？当有人遭受迫害时，我们是否还会成为“可耻的看客”？

一个民族真正摆脱文革，不是等待最后一位亲历者离世，而是建立能够公开历史、保障言论自由、依法追究责任、约束最高权力的政治制度。

只有当人们能够公开地说：“发生过什么，我记得；我做过什么，我承认；谁应该负责，我们分清；如何防止重演，我们建立制度”，邪恶共振的链条才有可能真正被打断。

“造反有理”制造了暴力，“我记不清了”掩盖了责任。只有真相、良知、自由与法治，才能终结暴政、暴君、暴民与极权制度的邪恶共振。

2026年9月19日  写于 纽伦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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