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巧云：茧房外

飞出信息茧房后，一位英国朋友向我推荐了《鸿》。她说，自己买了英文版和西班牙文译本，还说这本书曾在BBC电台播读，让无数听众落泪。我借了她的英文版来读，也深受震撼。

书中，张戎把“学雷锋”运动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联系起来。在她的叙述中，“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理解这场运动的一把钥匙；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教育，又与毛后来向刘少奇、邓小平发起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

从小熟悉的“学雷锋”，竟然可以这样理解？那些教我们做好事、做好人的教育，竟与后来文革的酝酿相连？这种解释对我原有认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后来，我又看到BBC的一部纪录片，介绍英国一位年轻女艺术家收藏、研究中国文革宣传画的事。

那些宣传画在屏幕上一张张展现，熟悉的英雄形象又回到眼前：欧阳海冲上铁轨把马推开，金训华跳进激流抢救电线杆……革命英雄奋不顾身，危急关头挺身而出，那种姿态，那种神情，那种充满整个画面的豪情壮志，曾使我们多少次热泪盈眶。

没想到，那位年轻艺术家的评论，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记得她的大意是：这些作品体现了文革中歇斯底里的狂热。

这句话，简直是对我所认知世界的一次轰炸。

她究竟在画里看见了什么？为什么同样的画面，我看见的是崇高，她看见的却是狂热？

我的感动并非虚假。那些眼泪是真的，对英雄的敬仰也是真的。可是，感情的真诚，是否就能证明使我们感动的道理必定正确？

这些疑问，一时找不到答案。

后来参观西敏寺，我在西门上方的一组雕像中，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打听之后才知道，他叫王志明，是云南武定的一位苗族牧师。

一位中国西南山区的牧师，为什么会被纪念在英国的教堂上？

沿着王志明的信仰来路追索，我了解到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故事。王牧师所信奉的上帝，正是经由柏格理等传教士及当地信徒的传播，走进西南苗族山区的。

柏格理早年在云南昭通传教。1905年，应苗族民众的邀请，他来到滇黔交界的贵州威宁石门坎。

那时，这一带的苗民散居在崇山峻岭之间，山一家，水一家，交通闭塞，生计艰难。许多人靠粗放的山地耕作维生，有的还以狩猎补充生计。读书识字，对多数家庭来说，是十分遥远的事。

贫困之外，还有歧视和欺压。在一些汉人的眼里，他们是低人一等的“苗子”；在地方土目和豪强面前，他们又缺少保护自己的力量。被看不起，被欺负，似乎成了命中注定的处境。

疾病更使这样的生活雪上加霜。缺医少药，伤寒等传染病威胁着人的性命，麻风病人尤其被恐惧和嫌弃包围。那些鼻部毁损、手指残缺、身体留下严重伤残的人，承受着疾病的痛苦，也承受着旁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目光。

谁愿意挨近他们？谁肯照料他们？

就在这样的地方，柏格理留下来了。

他学习苗语，穿上苗服，走进苗寨，与苗民同吃同住。他不嫌弃他们的贫穷，也不把他们受欺压的处境看作理所当然。遇到苗民遭欺负，他会出面交涉，争取保护。

他修建教堂，也兴办学校。他与苗族、汉族合作者共同创制、推广苗文，让原本难以留下文字记录的语言，能够写下来、读出来。孩子们开始读书，学习苗文、汉文，接触英语和新的知识。那些在外人眼里似乎只能一辈子困在山中的孩子，渐渐有了通向山外的路。

这些事情，哪里是随口一句“办学行医”就能说尽的？

校舍要修，教师要请，课本要编，药品要买。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这并不是官府已经安排妥当、等他来接手的一项事业。柏格理向教会和支持者募集经费，也回英国奔走筹款，把远方的援助带进山区，再与愿意参与的当地人一道，将事情一件件做起来。

医疗和救济也逐步开展。他关切麻风病人的处境，联系援助，推动救治。在他及同伴、继任者的持续努力下，学校、医院、麻风病院等设施陆续发展起来。曾经被人躲避的病人，有了得到照护的地方；原本缺少读书机会的孩子，有了课堂。山区还出现了足球场，孩子们开始接触新的体育活动。

柏格理去世以后，这些事业继续延伸。石门坎的学校后来培养出了走进大学的苗族青年，其中还有取得博士学位的人。

关于当地人的英语能力，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期间，一名美国飞行员在这一带遇险，得到一位苗族人的帮助。令他惊讶的是，这位深山里的救助者竟能用英语与他交流，还帮助他返回军队驻地。石门坎的名声也传到了海外，据说，国外来信只需写上“中国石门坎”，便能辗转送达。

从偏远山村到与外面的世界相通，这中间跨过了多远的路！

当地人为什么信仰上帝？

我渐渐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他们经历的变化里。那些原本被看不起的人，受到了尊重；那些被疾病折磨、被旁人疏远的人，得到了照护；那些似乎注定没有出路的孩子，开始拥有另一种人生的可能。

当柏格理向他们讲上帝的爱时，他们眼前已经有了可以触摸的东西：学校、药品、能够读写的文字，还有一个远道而来、愿意为他们奔走的人。

在我看来，柏格理所做的这些事，对当时的苗民而言，正是上帝的奇迹。

我从前熟悉的“传教士”，往往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连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而来，究竟做过什么，似乎早已有了答案。可是，石门坎的故事，让这个现成答案变得苍白无力。

1915年，石门坎伤寒流行，柏格理在照护患病学生的过程中也染上了伤寒。当时药物紧缺，据记述，他仍坚持把所剩不多的药物让给患病学生。同年9月16日，他病逝，终年五十一岁。

他把生命留在了石门坎，葬在当地的山坡上。

几十年后，文革来了。

他的墓被红卫兵毁坏，遗骨遭到抛掷。

读到这里，我久久不能释怀。一个远涉重洋、把生命留在这里的人，死去半个世纪之后，竟连坟墓也不能保全。

在讲述柏格理生平的小说《神爱》中，我读到当地苗民悄悄收殓他遗骨、重新安葬的描写。这个情节尤其使我难过。有人要把他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另一些人却仍然记得他，想让他重新得到安息。

在毁墓的红卫兵眼里，柏格理生前做过什么，还需要了解吗？他曾帮助过谁、保护过谁，又有什么分量？难道只要给他扣上“帝国主义”的帽子，他兴办的学校、推动的医疗、给予的救济，就都可以被贬成“帝国主义者施舍的小恩小惠”？

王志明牧师也未能逃过那场浩劫。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反对信徒参加向毛泽东表示绝对忠诚的“三忠于”活动。在要求人人忠于同一位领袖的年代，这样的坚持需要怎样的勇气！他于1969年被捕，经历数年关押，1973年被处决。

后来，这位苗族牧师作为二十世纪基督教殉道者之一，被塑像纪念在西敏寺西门上方。

一个把信仰带进山区，死后遭到毁墓；一个在这片信仰中成长，后来在迫害中失去生命。两个人的遭遇，使我看见那场运动怎样越过千山万水，侵入人的精神家园，甚至追到死者的坟前。

我又想起那位英国艺术家的评论。

当初使我震惊的“歇斯底里”，渐渐有了具体的含义。打砸庙宇、焚毁文物、破坏墓地，活人受迫害，死者也不得安宁。狂热还蔓延到外交领域。1967年8月22日，英国驻华代办处遭到冲击和纵火，外交人员受到殴打。

为什么人能如此确信自己的正义，以至于连最基本的怜悯和分寸都可以抛弃？

回头再看那些英雄画面，我仍然能够理解自己当年的感动。救人、勇敢、舍己，这些品质当然值得尊重。让我不安的是，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这些品质又与另一种要求紧紧捆在一起：听领袖的话，按领袖指明的方向行动，随时准备为此献出一切。

做好人的愿望，就这样与无条件的服从连接起来。

与此同时，我们又被反复教导，要分清敌我，对敌人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同情有了界限，怜悯也要先问对象。一个人一旦被划到敌人那边，他的痛苦便可能不再值得理会；对他的残酷，反而成了立场坚定的证明。

毛泽东动员人的本事，不只在于让人服从。他还能使许多人感到，服从他的号召，正是在成为历史的主人。

从日常的榜样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到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忠诚被反复赞颂，革命使命被不断强化。年轻人仰望领袖，又从领袖的支持中感到自己拥有了力量。回到学校，回到地方，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力量表现出来，要证明自己没有辜负期待。

熟悉的老师、校长、地方干部，都可以成为被审判的对象；知识、传统和规则，也可以在“造反”的名义下被推倒。

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自己正在挣脱束缚，正在掌握历史的方向。他们未必意识到，自己用来判断一切的那把尺子，早已由别人塞进了手中。

教唆的本事，不仅是让人听命行事，更是让人在作恶时，满怀行善的确信、立功的渴望、拯救世界的豪情，带着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争先恐后地去做。

到了这一步，教唆者哪里还需要下达每一道具体指示？

不必逐一指定哪座庙该砸、哪座坟该挖。被发动起来的人会自己寻找目标，也会互相鼓动、争相加码。有人动了手，便有人要做得更激烈；有人迟疑，便可能被视为不够坚定。行动越激烈，仿佛越能证明忠诚。

集体的歇斯底里，竟可以披着如此崇高的外衣。

至此，我才理解那位英国艺术家的评论。她看见的狂热，正藏在我曾经深受感动的崇高之中。

茧房外，有太多事情需要重新认识。

原来，我们并不了解那个自以为早已了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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