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 Kung :1956年匈牙利革命七十年
——匈牙利人当年争取什么自由?
——匈牙利人当年争取什么自由?
——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布达佩斯共和国广场上的“有洞国旗”。 示威者剪去国旗中央代表共产党政权的国徽,留下的空洞成为革命的象征。 原图:FOTO / Pesti Srác2,影像编号23577; 裁剪及修整:Rlevente。 来源:Wikimedia Commons; 授权:CC BY-SA 3.0。
当学生与工人要求自己作主
2026年10月23日,是匈牙利革命爆发七十周年。 1956年的这一天,布达佩斯学生走上街头,工人和其他市民陆续加入。 随后十多天,改革示威发展成挑战一党统治与苏联支配的革命,最终遭苏联军队镇压。 有趣的是,在一个自称代表工人的政权之下,学生提出的要求竟需要包括保障工人的罢工权、改善工资,以及让人民透过自由选举选择政府。 他们也要求言论自由、由独立法院重审政治冤案,并要求苏联军队撤离。 这些具体诉求说明,当时匈牙利人民争取的「自由」,关乎能否公开表达不满、监察及追究掌权者的责任,以及参与决定自己的生活与国家的前途。
匈牙利为何受到苏联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军队击败德军,进入匈牙利,并在战后继续驻军。 此后,欧洲逐渐形成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个阵营。 双方在政治制度、经济安排和军事安全上互相对抗,这段长期竞争称为「冷战」。 对莫斯科而言,东欧的亲苏政权也是阻隔西方威胁的安全屏障。
匈牙利并非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是拥有自己政府的国家,但苏联驻军和莫斯科的政治干预,严重限制了它的自主。 1945年,匈牙利仍举行多党选举,取得多数议席的是主要代表农民利益的独立小农党。 此后,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逐步排除政治对手。 1947年,原本在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的独立小农党遭到打击,主要领袖被拘捕或被迫流亡,党内权力逐渐落入愿意服从共产党的人手中。 1948年,共产党又透过恐吓及清除反对合并的成员,迫使社会民主党与其合并,成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到1949年,小农党等剩余政党被纳入新执政党控制的人民阵线,选举只提供阵线的统一候选人名单。 人民已无法透过自由的政党竞争选择政府,匈牙利遂形成实质上的一党统治。
“一党体制”的意思,是执政党垄断组织政治的力量和决定国家方向的权力。 国会和选举仍然存在,但人民不能透过自由的多党竞争更换政府。 而报刊、工会和青年组织也受到党的控制。 重大决定由党领导层掌握,国家机关负责落实。
在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掌权下,政权仿效苏联领袖史太林的统治方式,以政治清洗、捏造罪名的审判和国家保护局的秘密警察部队(ÁVH)维持控制,共产党员本身也可能成为受害者。 经济上,政府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集体化,把个别农户的耕作纳入集体农场,并强制农民向国家交售农产品。 工人则承受严苛的生产定额,即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预设的工作量,生活因而受到经济政策挤压。 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国家保护局的监控和经济政策的压力,因此累积了不同的社会不满。
改革曾带来什么希望?
1953年史太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层要求匈牙利调整政策,缓和高压统治和经济失衡。 同年7月,纳吉(Imre Nagy)出任总理,推行「新路线」,包括减轻重工业优先的政策所造成的负担、改善民生、放宽农业集体化,以及释放部分政治囚犯。
纳吉当时是一位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他希望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运作方式,当时尚未提出日后革命期间的多党政治。 总理的职位在形式上由国民议会选出,但人选源自苏联与匈牙利党领导层的权力安排,没有经过自由竞争选举而产生。 这里需要分清两个职位,总理领导政府,落实并推行党的政策; 党的第一书记掌握执政党的组织、发展方向和人事任命。 拉科西虽然在1953年7月不再兼任总理,但仍担任第一书记,因此有力量阻挠纳吉的改革施政。
到1955年,苏联领导层的权力变动削弱了对纳吉的支持,莫斯科开始转而支持对他的批判。 拉科西阵营指责纳吉偏离党的路线,放松控制、危及社会主义。 纳吉于4月被撤去总理职务,年底更被开除党籍。 这次撤职让匈牙利人民意识到,改革者的去留取决于党内斗争和苏联取态,人民缺乏制度途径去保住自己支持的政策。
为何偏偏在1956年爆发?
1956年的一连串变化,使公开表达不满和集体行动变得可能。 2月,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政治镇压的批判,削弱了模仿斯大林执政思维的匈牙利领袖拉科西的统治依据。 改革派开始要求追究本国政治清洗的责任,平反冤案,并改变新闻审查等高压做法。 原有的不满逐渐透过作家组织和彼特菲圈(Petőfi Circle)的讨论公开表达,要求撤换拉科西的声音也日益强烈。
「彼特菲圈」(Petőfi Circle)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讨论场所,它以曾参与1848年革命的匈牙利浪漫主义诗人彼特菲(Sándor Petőfi)命名,由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官方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DISZ)内创立的,原本是一个制度内的知识讨论平台,但它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改革派和反史太林主义的异议论坛。 1956年6月,有近7,000位作家、记者、学者和青年在其举办的「新闻自由论坛」讨论经济、教育、新闻审查和领导责任,甚至呼吁罢免拉科西,而这些批评逐渐超出官方容许的范围。 重要的是,它让原本分散的议题进入公开讨论,也让人看见其他人同样的不满。 可是,三天后,政权谴责彼特菲圈,禁止作出公开集会,将这些异议人士开除出党,并将其领导人坦乔斯(Gábor Tánczos)监禁。
1956年夏,要求拉科西为政治清洗和镇压负责的声音日益强烈,连一些曾遭迫害的共产党员也要求他下台。 苏联领导层担心,拉科西继续掌权会令不满扩大,使匈牙利执政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7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到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党高层商议撤换拉科西,希望藉此减轻政治压力,保住共产党统治。 最终,拉科西辞去第一书记职务,交出执政党最高领导权。
接任的格罗(Ernő Gerő)是拉科西的长期同僚,同样支持原有的高压统治。 这次领导人更替是在苏联干预下,由匈牙利党高层安排的。 一党垄断权力的制度继续存在,民众仍无法透过自由的多党选举更换政府。 因此,要求政治改革的人并未因拉科西下台而得到满足。
1956年10月6日,匈牙利为前部长拉伊克(László Rajk)及其他遭受政治清洗的受害者举行重新安葬仪式。 拉伊克在1949年的政治清洗中被处决,当局其后承认指控是捏造的,为他平反,恢复名誉。 大批群众出席葬礼,使悼念成为公开表达对政治清洗不满的场合。 官方承认冤案,也使人们更有根据要求追究策划迫害者的责任。
波兰同样出现要求改革的压力。 1956年6月,波兹南的工人因不满工资和工作条件而罢工,抗议遭军队镇压。 此后,改革与领导责任成为更迫切的政治问题。 到10月21日,主张减少苏联干预的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出任波兰执政党最高领导人。 他在维持共产党统治及苏波同盟的前提下,争取由波兰领导层自主决定更多国内政策。 经过交涉,苏联领导层接受了这个安排。
这个结果鼓舞了匈牙利学生,波兰既然能迫使莫斯科接受一定程度的改变,匈牙利也可能争取到改革。 他们决定于10月23日游行,一方面声援波兰争取自主,另一方面提出本国的要求,包括由纳吉(Imre Nagy)领导政府、保障言论自由,以及要求苏军撤离。 声援邻国的行动,因而成为公开表达对本国改革诉求的机会。
学生的「十六点要求」希望改变什么?
10月22日,布达佩斯理工大学的学生集会通过「十六点要求」,提出翌日游行要争取的改革。 这份文件由学生制定,内容同时涉及政府如何产生、人民能否自由表达、工农生活,以及匈牙利与苏联的关系。
首先,学生要求改变政府的组成及产生方式。 他们希望由曾推行改革的纳吉(Imre Nagy)领导新政府,撤去须为政治迫害负责的领袖。 他们也要求举行多党参与的国会选举,让合资格的选民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表。 这意味着人民应有不同的政党可以选择,而政府的去留不能继续只由执政党高层决定。
其次,学生要求保障人民表达意见和寻求公道的权利。 文件要求言论、报刊和电台自由,让批评政府的声音也能公开传播,学生也有权自行组织团体、发行报纸。 对于过去的政治及经济案件,他们要求由独立法院重新审查,释放被冤枉定罪的人,并恢复其名誉。 这些要求直接回应了新闻审查和政治冤案造成的恐惧。
学生也要求改善工人的待遇,提出重新检讨「生产定额」,即工人在指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的工作量。 同时调整工资,订立足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资,并保障罢工权。 这些诉求涉及工人每天要做多少工作、收入能否应付生活,以及能否透过集体行动争取改善待遇。
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向国家交售农产品的负担。 学生要求改革这套交售制度,并给予自行耕作的个体农民同等待遇,使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加入集体农场而受到歧视。
最后,学生要求苏军撤离,并重新检讨匈牙利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他们主张两国应平等相待,互不干预内政,也要求公开对外贸易协议,交代匈牙利资源如何被开采和出售。 此外,他们要求拆除象征政治压迫的史太林像,改建纪念匈牙利1848至1849年自由斗争者的纪念碑。
示威如何變成革命?
10月23日,学生发起的游行吸引工人及其他市民加入。 当晚,执政党领袖格罗透过电台发表讲话,维护与苏联的关系,批评示威中的反苏诉求,令期待改革的群众更加愤怒。 另一批示威者聚集在国家电台大楼外,要求广播学生的「十六点要求」,让全国民众知道他们正在争取什么。
电台外的冲突使局势急剧恶化,守卫大楼的国家保护局秘密警察部队(ÁVH)向群众开火,部分示威者取得武器还击。 也有军人把武器交给群众,或加入反抗。 苏联领导层决定动用军队介入,苏军在10月23日至24日之夜开进布达佩斯,与起义者交战。 原本要求政府改革的和平示威,遂发展成对抗秘密警察部队及苏军的武装起义。
10月24日,纳吉在党领导层安排下重新出任总理,他虽然并非透过自由的选举上台,但群众支持他,是因为他过去曾推行改革,而党高层则希望利用他的声望平息危机。 不过,纳吉起初仍要求群众放下武器、恢复秩序,未有立即接受整场抗争的方向。 此后,他的立场才随着抗争扩大而逐步改变。
接下来几天,抗争扩展至工厂和其他城镇。 工人成立工人委员会,组织罢工,提出工作待遇及政治改革要求。 各地也出现革命委员会,维持秩序、安排物资供应,并在部分地方接管旧党政机关的事务。 这些组织自行成立,向政府提出要求。 纳吉要恢复政府的运作,便必须回应这些已在工厂和地方掌握实际影响力的力量。
10月28日,纳吉政府作出重要转变,开始接受抗争者的主要要求。 他公开承认,这场抗争是争取民族自主与民主的群众运动,拒绝把整场运动定性为「反革命」。 他宣布停火,承诺解散国家保护局秘密警察部队,并推动苏军撤出布达佩斯。
10月30日,纳吉进一步宣布结束一党体制,由重新活动的不同政党合作组成政府。 他也承认革命期间成立的地方自治组织,要求它们支持政府。 至此,运动已开始改变国家由谁掌权、哪些政党可以参政,以及地方事务由谁决定,直接触及原有的一党政治制度。
这些日子也发生了报复杀戮,部分秘密警察及被指与其合作的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遭群众殴打或杀害。 这些私刑与示威、罢工、武装抵抗及政治协商同时存在,也是理解革命经过时必须交代的事件。
蘇聯為何再次出兵?
10月28日停火后,苏军一度开始撤出布达佩斯。 到10月30日,苏联领导层仍在考虑通过谈判处理危机,包括商讨苏军是否撤离匈牙利。 撤出首都与撤出整个国家,是当时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然而,匈牙利的变化已威胁到莫斯科维持控制的基础。 纳吉宣布结束一党体制,各地又出现自行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共产党正失去对国家政治的垄断。 苏联领导层担心,若接受这个结果,其他东欧国家也可能要求摆脱同类控制,使苏联更难维持整个阵营。
10月31日,苏联领导层改变了前一天的方向,决定以军事行动镇压革命。 赫鲁晓夫认为,撤退会被西方视为苏联软弱,也难以向苏联党内交代。 会议因此要求军方准备作战计划,并筹划成立另一个匈牙利政府,取代纳吉政府。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到埃及。 两天前,即10月29日,以色列按照与英国及法国商定的计划进攻埃及,令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进入战争阶段。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担心,在西方国家对埃及动武之际,苏联若再从匈牙利退却,美英法会认为莫斯科无力维持自己的地位,进一步向苏联施压。 由此可见,苏彝士的战事是他从冷战力量竞争出发所作出的判断,并成为支持苏联再次出兵匈牙利的理由之一。
11月1日,纳吉政府发现更多苏军越过边境,向布达佩斯推进,苏联大使未能对这些军事行动作出令匈牙利政府信服的解释。 纳吉政府遂宣布退出华沙公约,并宣布中立,希望透过联合国及国际支持保障国家自主。 华沙公约是苏联主导的军事同盟,退出公约及宣布中立,代表匈牙利希望不再受这个军事集团约束。 此时,距离苏联决定镇压已经过了一天。
11月4日,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攻击布达佩斯及其他重要据点,推翻纳吉政府,支持卡达尔(János Kádár)领导的新政府掌权。 武装抵抗和罢工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但革命期间开始推行的政治改革,已遭军事力量中断。
战斗和镇压造成大量死伤,革命期间约有二十万人逃离匈牙利。 新政权随后展开拘捕和政治审判。 纳吉亦被捕,最终于1958年遭处决。
他们所说的自由包括哪些权利?
革命参与者对未来制度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 其中一些人希望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这包括保留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等社会改革,同时取消一党垄断,保障自由选举和公开表达意见的权利。 纳吉在10月28日的讲话中,也把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视为可以共同追求的目标。 因此,理解这场革命,需要理解参与者不同的政治愿望。
对曾经历政治迫害的人而言,自由首先意味着人身安全和法律保障。 他们希望不再因为批评政府或被捏造的罪名而遭拘捕。 受到指控时,可以由独立法院公平审理。 他们也要求新闻自由、自主组织和多党选举,让人民能公开指出政府的错误,组织政治力量,并选出自己的代表。 这些要求涉及公民与政治权利,目的在于限制掌权者任意处置人民的能力。
对工人而言,自由也涉及每天的工作和生活。 他们要求合理工资、足以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以及重新检讨工作量。 工会应真正代表工人,工人亦应享有罢工权,这些涉及经济与社会权利。 工人要争取改善待遇,就需要能够公开表达不满、组织起来和采取集体行动。 因此,工作待遇与言论、结社等政治自由,在这场运动中紧密相连。
国家自主则处理另一个问题。 匈牙利的政治方向,应由谁决定? 要求苏军撤退,是希望解除外国军队对本国政治的干预。 要求多党选举和独立法院,则是希望人民能监督本国政府。 即使外国军队撤离,若政府仍可压制异议、任意拘捕人民,个人的自由仍缺乏保障。 这也解释了学生为何同时提出撤军和国内民主改革的要求。
以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作参照,保障人身安全、自由表达、参与政府,以及获得合理工作待遇和组织工会,都属于应受保障的权利。 这是理解上述诉求的人权角度。 七十年后回看1956年,我们可以从这些具体愿望理解「自由」—人民能批评政府而免受迫害,能为自己的生活争取改善,也能参与决定国家的未来。
结语:从1956年革命理解当代人民的抗争与选择
1956年匈牙利革命留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能否参与决定自己的生活与国家的前途。 学生把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工人的罢工权、改善工资和苏军撤离,列在同一份要求之中。 这些主张反映政治自由、生活待遇与国家自主,在参与者眼中密切相连,他们既希望改善生活,也要求有权监督决定这些生活条件的掌权者。
这有助我们理解今天欧洲青年的抗争。 当年轻人就教育、住屋、工资或工作保障提出要求时,值得关注的,包括政策如何影响他们,以及政府是否提供有效的参与和申诉渠道。 1956年的学生把工人的待遇写进改革要求内,也提醒我们,今天的青年运动可以涉及不同阶层的共同处境,单凭「Gen Z」这个年龄标签,难以解释一场运动的诉求和支持基础。
匈牙利革命的结局则显示,人民的选择可能受到外部强权的阻挠。 纳吉政府宣布结束一党体制、要求苏军撤离,最终却遭苏联的军事干预推翻。 今天欧洲的青年抗争,也需要同时考察社会矛盾和信息操弄。 俄罗斯的相关网络活动已有具体研究,Alliance4Europe分析2026年法国抗争前后的网络内容,指出俄罗斯的Doppelganger行动利用民生不满,把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导向反对援助乌克兰的政治讯息,企图削弱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研究同时表示,英语极右网络把骚乱归咎于移民、穆斯林或亲巴勒斯坦人士,宣传「欧洲衰败」的说法,却未有具体证据支持。 中国的资讯行动同样需要正视,欧盟对外事务部2026年发表的报告,记录了中国相关网络在2025年利用隐藏背景的账户、仿冒身份和人工智能内容,掩饰讯息来源并扩大传播。 至于2026年的法国示威,法国外长亦公开指控中国等国利用事件散播敌意论述。
1956年同样提醒我们,利用和放大抗争,可以发生在已有真实不满的社会之中。 抗争者如何被描述,会影响他们的要求能否被听见。 苏联及卡达尔政府以外国支持的「反革命」解释整场运动,替镇压辩护,掩盖了学生和工人提出的改革要求。 今天欧洲各国的处境与当年不同,但在阅读俄中等国介入欧洲政治的指控时,一方面须关注这些力量如何影响当地人民的选择,另一方面也要查明具体的资金、组织或资讯联系,才能判断外部力量的介入程度,同时也应充分理解当地民众原有的不满和自主行动。 把所有民生抗争归咎于外国策动,都可能遮蔽民众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不满。
对香港读者而言,认识1956年,可以由理解匈牙利人当年的愿望,延伸至关心今天欧洲人民能否行使同样的权利—公开批评政策、组织起来争取合理待遇、监督及和平更换政府,并免受外国支配。 从人民的生活、诉求和政治选择出发,我们才能在街头冲突与各方宣传之间,看见抗争所涉及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来源: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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