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殉情者
这年夏天,几位高中同学相约去看望我们的数学老师。当年,她与丈夫分别教我们班的数学和物理。物理老师前几年已经辞世,数学老师仍耳聪目明,谈吐自如,与我们聊得十分尽兴。
谈话间,有同学问起语文老师。我说,他早已过世了。接着,便有人提起五十年前的那桩事:
“听说他玩弄女性,耍流氓,最后被几个女生摁在地上,咔嚓一刀,把他阉了。”
数学老师也点点头,说她们当时听到的说法也是这样。
“天哪!这个谣言居然在你们的记忆里保鲜了五十年!”我忍不住说。
“难道不是这样吗?”有同学反问。
“当然不是。他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自己的记述,我读过。”
人人都有语文老师,我的语文老师却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年少时,我只知道他教书教得好。直到自己有了一些生活经历,渐渐懂得人生与世道,才开始理解他。
晚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名曰《爪迹》,收录一生所写的诗词,送了一本给我父亲。在他的诗篇中,既能读到“大江东去”的气派,也能读到“晓风残月”的凄切。他有诗人的情怀,能作诗填词,我们做学生的并不觉得奇怪。真正震撼我的,是书中的自序。寥寥数笔,勾勒出坎坷的一生,语气却如此淡定从容。
读过那篇自序,我才对他的身世,以及那件惊心动魄的往事,有了更多了解。
在一个贫穷偏远的乡村,一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家,晚年得了独子,视为掌上珠。孩子六岁入私塾,读儒家经典,聪慧好学,成了当地人口中的神童。
父母虽疼爱他,也送他读书,却更急于让他早日成家,延续香火。姐姐出嫁后,门庭显得清冷,父母便张罗起他的婚事。他顺从父母心愿,十五岁就“红丝系足”,未成人而先成家。
我父亲说,新娘进家门时,他蹲在地上弹珠珠、正玩得起劲。
多年以后,老师在自序中写起这段经历,感叹道:“呜呼哀哉,命也!”
过门的媳妇比他大几岁,家里田里的活都能干,很快成了家中的好帮手。这个未成年的丈夫则亦耕亦读,嗜书不倦。随着年岁增长、知识积累,他“始悟世界之大,家山之闭塞,遂萌穷则思变之心,怀愤发图存之志”。
几经周折,靠着早年私塾打下的基础和此后的苦读,他于1963年考入大学中文系。一个农家子弟考上大学,在当地方圆几十里,成了一桩令人称羡的美谈。
走出大山、来到省城时,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大学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他的才学与勤奋、理想与抱负,以及篮球场上的英姿,使他在校园中显得出众。也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心灵相通的红颜知己。
我能想象,一个中文系的高才生,与他的知己谈论文学,谈诗歌,谈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谈嵇康、阮籍,谈各自的报国志向。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时而在图书馆里相对而坐,时而泛舟于美丽的花溪河上,时而漫步在鸟语花香的林荫道上,倾听倾诉,诗赋作答。
我想,十五岁那个还在地上弹珠珠玩的男孩,哪里懂得什么叫爱情?父母替他安排了婚事,他便成了丈夫,后来又成了父亲。直到走进大学,遇见一位能与自己谈诗论文、心意相通的知己,心中才燃起爱情的火花。
然而,大山深处还有他的妻子。她操持家务,养育儿女,在生产队里辛苦挣工分,盼着丈夫回家。他已经是丈夫,也是父亲。眼前的知己与家中的妻儿,使他陷入怎样的煎熬,旁人终究难以尽知。
按他自己的记述,他和知己“鸿雁传书”,保持了数年的“神交”。
1971年,我进入初中。“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校园里仍有派性斗争的影响。我的语文老师已经在农场接受过几年“改造”,后来才分到我们学校教书。
我对他的最初印象,有一部分来自其他老师的议论。他不属于任何派系,有人说他是“逍遥派”,也有人说他是“颓废派”。
那时我刚读初一,懵懵懂懂,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混完小学,又因无学可上,在社会上闲荡了一年。我的语文底子,不过是会唱几首革命歌曲,能背若干段毛主席语录,会写几句话的保证书而已。第一次听见“颓废”二字,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便偷偷拿老师的模样来猜。
他精瘦,个子高高的,不修边幅,常穿一件旧蓝布对襟衣。衣襟上的布扣起码有六排,排排扣得紧紧的。别的老师很少这样穿,我只见过乡下男人们外出喝喜酒、才穿这样的衣服。
他住在教学大楼一楼的一个房间里。那栋楼孤零零地坐落在山顶,远离家属区。放学以后,学生散去,整栋楼便只剩下他。
他总是独来独往。我们在校园里碰见他,向他问好,他点点头,又低下头去,像在想着什么。
于是,我那时给“颓废”下的定义就是:穿着贫寒,不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后来才懂得,外表的沉默与落寞,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内心已经枯竭。
只要站上三尺讲台,我的语文老师就像换了一个人。他精神抖擞,讲起课来声音、神情、动作都有了光彩。
那是“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年月。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一会儿由工人宣传队领导,一会儿又来了军代表。高中毕业后,大伙儿都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读书有什么用?过分用功,还有可能被说成走“白专道路”。
我记忆里的语文课,大量时间用来学习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内容。就在那样的背景下,老师竟自己刻印文章给我们讲。
我印象最深的是“弈秋”一课。他亲手刻写的仿宋字,至今还历历在目;新油印出来的纸张,那股墨香仿佛也没有散去。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学古文。后来每逢读到“专心致志”“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眼前就浮现出老师讲课时的模样。
“不专心听课,一心想着外面的野鸭子要飞来了,准备拿弓箭去射。”
他一边解释,一边做出拉弓射箭的姿势。我们看着,听着,也就记住了。
他还给我们讲鲁迅的《社戏》《故乡》等篇章。改革开放后,教学恢复正常,我惊讶地发现,语文课本里有不少文章,竟是老师当年亲手刻印给我们读过的。那时才更深地懂得,他曾为我们做了什么。
老师出事时,我已经下乡当了知青。
那桩所谓的“丑闻”轰动了整个山城,很快也传到了我们偏远的知青队。传闻说,他先后欺负了几个女生,几个女生碰到一起,商量报复,合力将他制服后阉割了。还说他正在医院住院。
“原来他是个流氓!”
这是当时不少学生听到传闻后的反应。我也惊骇,怎么都无法把传闻中的人与讲台上的老师联系起来。
不久,我回城休假。有一天,听见父母与一位阿姨低声谈话。阿姨是老师的亲戚,刚从医院探望他回来。几位大人神色严肃,声音压得很低,似乎生怕我听见。
断断续续的问答中,我听到了“那女人”“住了一个星期”“自残”等字眼。
那是一个谈爱说性讳莫如深的年代,何况这样一件令人难以启齿的事。大人们不肯明说,我也不敢追问。只是从那些只言片语中,渐渐明白:老师是自己伤害了自己,事情与大学时代那位知己有关,根本不是什么女生结伙报复。
后来读到《爪迹》自序,我才看到他亲自写下的解释。
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形,那位与他多年通信、彼此相知的女子,终于要嫁人了。远嫁之前,她专程来与他告别,在他的住处停留了一周。离别之后,老师自残了。
那一周里,他们说了什么,怎样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我不知道。他最终如何走到那一步,除了他自己,恐怕也无人能够说清。
他在自序里这样写道:
“……神交数载,心知求而不可得,于是自净其身而了其缘,以为从此六根清静。岂料风雨满城……冷眼如刺,余数番萌生去意,无奈老母悬心,妻儿凄苦,非铁石人也,能无恸乎?……处死难,处生更难,此境此情此心,难与人道也。”
读到这里,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把他称为“殉情者”,尽管他并没有为情死去。他用一种令人惊惧的方式了断情缘,却没能就此了断痛苦。伤害之后,还有老母、妻子、儿女,还有满城风雨,还有必须一天天过下去的生活。
“处死难,处生更难。”这是他身在其中才写得出的话。
幸而,他活了下来。
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婚,继续承担家庭责任,养育儿女,也继续走上讲台。他活到了七十多岁,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那场惨烈的伤害,没有成为他生命的终点。
我再次走近老师,是在恢复高考的时候。
消息传来,积压了十年的求学愿望一下子涌了出来。许多已经离校的学生奔回母校,争先恐后地想在教室里找个位置坐下听课。
我也是其中一个。
母校周围的农民看见人潮往山上涌,还以为学校要放露天电影,竟有人自带板凳跟着走。到了才知道,这些人是来读书的,很觉得惊奇。
人太多,学校容纳不下,只能优先安排刚毕业的一届。我不在其列,没有资格进班。父亲好不容易替我弄到一张黄色的“站票”,我才成了旁听生。
那时,我已经在乡下干了两年农活。考大学原是梦中之梦,如今忽然近了,可以望见,却不知道够不够得着。十届学生一起竞争,其中会有我的一份吗?
老师身边常常围得水泄不通。这一批学生问完,那一批又接着上。轮到我时,他答应单独指导我的作文,叫我先写一篇拿给他看。
这个机会,后来竟成了我人生的转机。
一个下午,我带着那篇在家憋了一天才写出来的作文,忐忑不安地去见他。脑子像生了锈,握笔的手又干惯了农活,写出来的东西究竟像不像文章,自己也没底。
我与他对面坐着,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生怕他看不下去,把稿纸往旁边一放,叫我拿回去重写。
他眉头紧锁,一边读,一边改。
改完后,却和颜悦色地告诉我,这次高考很可能要考作文,应当怎样准备、怎样练习。他耐心指点,我仔细听着,原先那颗七上八下的心,渐渐安定下来。
不久,高考的日子到了。
那是一个严冬,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学校肃穆的钟声响起,盼了许久的考生坐在教室里,静候试卷发下。
展开语文考卷,我心中一阵窃喜。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果然,老师让我下功夫准备的作文,成了这一场考试的关键。
我定下心来,伏案奋笔。
就这样,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激烈竞争中,我过了那座独木桥。
改革开放后,尊师重教的风气渐渐恢复。老师始终是我们那一方教学上的“把关老师”,送走一届又一届学生,桃李满天下。
他的儿女也长大成人,个个孝顺父母,事业蒸蒸日上。到了晚年,他的生活安稳,心境舒畅。回望一生,他在自序里写道:
“五十年讲坛辛苦耕耘,喜见九畹兰香蕙茂;一生独撑寒门,儿女家业皆就。不幸之幸也,何恨之有?”
我曾在电影里看过“人生告别会”的情节:一个人尚在人世时,亲友便来到他面前,向他道别,说出平日没有说出口的话。
那使我想起自己的语文老师。倘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学生们也能聚到他身边,说说各自的经历,说说他当年的教诲,该有多好。
我一定会把这篇文章交给他,请他检查修改,就像当年交作文那样。
不知道他会在哪里画一道线,在哪里改一个字,又会留下怎样的评语。
那天在数学老师家,我把这些往事大致讲给大家听,也讲了《爪迹》里老师自己的记述。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你说的才是正版,正版!”又感叹:“我们哪里知道,老师未成年就被包办了婚姻,新娘进门时,他自己还蹲在地上弹珠珠呢!”
数学老师也补充一段往事:当时听说,语文老师独自从山上的教学大楼走到办公室,一见到李校长,就昏了过去,说是因为失血太多,是李校长送他去急诊的。
一次探望,竟让我有机会替恩师澄清一桩在同学们记忆里“保鲜”了五十年的谣言。我心里很是欣慰。 只是,老师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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