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于本月在深圳举行的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会晤,可能成为冷战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会晤之一。无论三位领导人就乌克兰、台湾、贸易、核武器或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磋商,其更深远的意义都毋庸置疑:这三个最有能力塑造国际秩序的大国将齐聚一堂,其主要目的并非捍卫现有秩序,而是为了重新协商自身在该秩序之内或与之对立的地位。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试图推翻一个它认为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秩序;中国试图重塑一个它从中获益匪浅的秩序;而缔造并维护这一秩序的美国,却日益将维护秩序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革命者、改革者和不情愿的守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变成了修正主义者。
危险不仅仅在于国际秩序的终结。纵观历史,秩序一直在不断更迭。真正的危险在于,既有秩序的瓦解速度快于新秩序的构建速度。破坏的速度超过了重建的速度,而这种破坏却无法为未来提供令人信服的愿景。
特朗普加速了这一进程,但他并未创造使这一进程成为可能的条件。后冷战时代的自由国际秩序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而美国决策者往往忽视了这些矛盾。该秩序的成就斐然:经济一体化、民主扩张、大国间的相对和平,以及人类繁荣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其利益和负担分配不均,其制度对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适应过于缓慢,其原则有时也被选择性地应用。
全球化总体上使美国富裕起来,但也摧毁了一些工业社区。盟友们受益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往往对集体防御的贡献低于华盛顿认为应有的水平。中国获得了进入西方市场、资本和技术的机会,同时又维持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并发展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能力。中国崛起为制造业和科技超级大国,改变了全球经济和战略平衡。俄罗斯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最终以经济混乱、威权主义复辟和地缘政治对抗告终。
这一秩序的核心失败并非源于错误的原则。其设计者假定经济一体化将带来政治趋同,美国的主导地位可以无限期地负担下去,国际机构无需进行实质性改革即可适应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这一秩序在唐纳德·特朗普之前就需要重建,在他之后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无法简单地恢复原状。
正在形成的特朗普-习近平-普京三角关系能否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亨利·基辛格认识到,稳定的国际秩序既需要权力平衡,也需要对合法行为达成共识。基于这一洞见,我提出将国际秩序理解为三个维度之间可持续的平衡:权力分配、相互接受的规则体系以及充分合法的价值观基础。权力涵盖军事、经济、技术和政治能力。规则规定了如何合法地运用这些能力。价值观则提供了道德基础,使规则不仅能被强大的政府所接受,也能被较小的国家和受影响的民众所接受。
这些维度密不可分。没有规则的权力会产生强制。缺乏权力支持的规则沦为无法执行的空想。缺乏合法性的权力和规则会引发抵制。一个持久的秩序要求这三个维度相互促进,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强国领导人之间的外交稳定并不一定能建立国际合法性。
特朗普-习近平-普京三角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大国实力的分布。美国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集军事实力、金融影响力、技术领先地位和联盟关系于一身。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以及快速发展的科技和军事能力。俄罗斯虽然在经济和技术上远逊于中国,但仍然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丰富能源资源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核超级大国。因此,这个三角格局代表了一种可辨识的、尽管高度不对称的平衡。它反映的并非各国实力的均等,而是每个国家影响其他两国战略考量的能力。然而,这种权力平衡未必稳定。
他们的利益在战术上有所重叠,但在战略上却截然不同。弗拉基米尔·普京寻求俄罗斯在其周边地区的主导地位,并缓解西方的压力。习近平希望在保留全球化优势的同时,取代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特朗普则希望在保持全球领导地位优势的同时,减轻美国的负担。这些目标可以促成暂时的妥协,但却无法为持久合作奠定可靠的基础。此外,莫斯科和北京都不能指望与特朗普达成的个人谅解会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后继续有效。国会、美国各机构以及未来的政府都可能奉行不同的政策。这个三角关系不仅存在利益冲突,还面临着权力交接问题。
在规则和价值观这两个维度上,三角关系的缺陷更加根本。国际秩序需要的不仅仅是强大的政府之间的协议;它还需要对权力行使方式相互接受的约束,尤其是在这些约束与国家的眼前利益相冲突时。然而,俄罗斯声称拥有决定邻国安全安排的特权,中国寻求地区主导地位,同时保留对台湾动武的选项,而特朗普重振的门罗主义则暗示了对美国在西半球权威的扩张性理解。它们的共同倾向是将权力视为特权的来源,而不是受共同规则约束的对象。更糟糕的是,它们都试图约束竞争对手,却不愿接受自身受到同样的约束。这种选择性的规则无法提供稳定国际秩序所必需的可预测性和互惠性。
价值观问题则更为深刻。一个合法的秩序不能仅仅建立在满足大国野心的基础上;它必须获得其他国家以及那些被其决定未来的人民的充分认可。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对合法的政治权威、个人自由或民族自决的理解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任何瓜分区域影响力的协议都会使其他国家的权利和愿望屈从于这三个政府的偏好。乌克兰并非俄罗斯的私有财产,台湾的未来也不能仅仅由华盛顿和北京协商决定,美国的主导地位也并不赋予它对邻国无限的权利。欧洲、印度、日本和其他重要国家既没有充分的理由,也没有道义上的义务去接受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的安排。即使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它们的抵制也会使这些安排变得不稳定。
因此,三角关系或许能够在权力层面暂时达成妥协,但却无法建立合法的规则或共同的规范基础。其可能的结果将是: 竞争失序:制度和协议依然存在,但随着各国政府不断试探强制手段的底线,其权威性逐渐削弱。小国寻求更强大的威慑力量,区域军备竞赛加剧,核扩散的吸引力也随之增强。人工智能进一步加剧了误判的风险。 三个大国达成的协议如果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安全感,那不是新的国际秩序,而是危机反复发生的根源。
然而,三国之间的外交仍然不可或缺。核武器和人工智能为建设性合作提供了有限的契机。就人工智能和核战略稳定建立常设的三方对话,有助于加强核指挥系统的保障措施,改善危机沟通机制,并确保对核武器的控制拥有切实有效的人为授权。此类合作既不会使领土扩张合法化,也不会解决地缘政治争端,但它可以表明,竞争对手可以共同制定应对共同威胁的规则。
这凸显了美国在构建“自由国际秩序2.0”中的角色:一个更加务实、更具适应性的体系,旨在协调权力的现实约束与和平、人类尊严、自由和人类福祉等自由主义目标。其架构应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普遍适用的最低框架将保护主权、禁止领土征服、维护航行自由、建立人道主义规范,并促进不同政治制度间和平解决争端。在此框架内,自由民主国家可以在人权、贸易、技术和安全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这既不要求中国和俄罗斯在和平共处成为可能之前实现民主化,也不要求西方国家放弃自由主义原则。它将现实主义的克制与自由主义的目标相结合。
可持续的平衡也需要以和平的方式适应不断变化的权力格局。印度、非洲国家和其他新兴大国理应在国际机构中拥有更大的代表权。大国间的战略磋商应纳入相关的区域行为体,并对现有机构进行补充而非取代。大国可以就世界局势相互磋商,但它们无权支配世界。主权攸关的国家必须参与影响其未来的决策。
美国的责任是引领重建,而非发号施令。这要求美国在更公平地分配国防责任的同时,重塑盟友关系;在与对手进行外交接触的同时,保持可信的威慑力;并以要求他国遵守的同样基本规则约束自身。此外,美国还需在国内重建实力。制造业复兴、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元的信誉以及民主活力,都是国际领导力的基石。美国应主要通过树立榜样、教育、信息开放和自愿合作来促进自由,而非诉诸强制性的政权更迭。美国的宪政民主必须保持其吸引力,而不仅仅是被用来对抗威权竞争对手的政治制度。
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恢复国际信任。权力赋予华盛顿领导能力,但信誉才能说服其他国家追随。可靠的承诺、始终如一的规则以及对其他国家独立的尊重,将使美国的领导地位比单靠胁迫所能实现的更有价值。
美国既不应试图恢复上世纪90年代的单极秩序,也不应接受由三位强国领导人达成的交易所主导的世界。美国拥有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可以引导世界走向权力、规则和价值观的可持续平衡——这种平衡既要足够现实以适应地缘政治变化,又要足够有原则以遏制胁迫,还要足够合法以激励自愿合作。
(作者为《国家评论》的杰出访问研究员及专栏作家。原文链接: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a-trump-xi-putin-summit-could-remake-the-world-order)
【原文为英文,议报编译并首发于2026.11.16. https://yibaochina.com/archives/259491】
来源:作者投稿